多元化伦理视野中的环境法

屈振辉


【摘 要】伦理性无疑是现代环境法的重要基本特征之一，但以往对环境法伦理性的研究多限于在环境伦理领域内。本文在分析以往环境法研究以环境伦理为单一视野而导致的某些不足，从而试图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将环境法置于更为宽广的伦理视野之中，以多元化的伦理视角解读环境法，经过逐一分析最后初步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环境法的伦理体系，以期能为环境法理论的成熟与发展提供某些新的启示。
【关键词】伦理性 环境法 多元化 伦理视野 启示

法学界普遍认为部门法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它们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不同，但若从法哲学的视角分析，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不同其实是源自它们之间有着彼此不同的价值本位。环境法不同于传统私法、公法以及近代兴起的社会法，是以生态环境为价值本位的新兴法律部门。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是环境法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起点之一，环境法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是以环境伦理为基础而展开的，因此涉及环境伦理的环境法论著也特别丰富。但“保护对象的广泛性和保护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了环境法是一个极其综合化的法律部门”⑴。由于环境法涉及的方面众多，决定了研究环境法的伦理视角本应是多元化的，环境伦理并非环境法理论的唯一来源；况且环境伦理本身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无法为环境法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某些环境伦理难以回答的环境法问题需要由伦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完成，因此对环境法进行多元化的伦理分析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笔者在此试图选取几个与环境法关系较为密切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展开论述，希望能为丰富和发展环境法的理论贡献一点绵力。
一、环境伦理⑵
“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核心”⑶。环境伦理是环境法的理论之源，在环境法中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依次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环境伦理是环境法产生的法哲学基础。“法学始终受着哲学的巨大影响。这突出地表现为哲学上的每一更新，每一种新的较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法学价值定向的改变，并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或既有法学流派的分化、变态或消灭”⑷。环境法的产生以环境伦理的出现为其哲学背景。环境伦理源于人们对自身与生态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深刻思考，它要求人们从哲学的深度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对生态环境以及各种生物的道德责任。诚然，现实的环境问题是环境法产生的内在原因，但环境伦理的出现为人类保护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从而解决了环境法产生中从可能到现实的关键问题，因而成为环境法产生所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其次，环境伦理为环境法的独立提供了依据。环境法之所以能构成独立的部门法，环境伦理功不可没。环境法以生态环境为特有价值本位，因此环境法中有着许多不同于其它部门法的特有理念、原则和制度，它们在产生和发展中无法或难以在其它部门法或其它学科中获取太多养分。它们只能被还原到环境伦理这一哲学层次，并在其中寻找理论渊源。只有在得到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撑下，环境法才有可能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以及经济法的巢臼，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法律部门。再次，环境伦理是环境法变革的原动力。“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⑸，而这个革命首先是由其哲学基础——环境伦理推动的。环境法的法域变迁历经了从私法到公法再到社会法的转型，并最终定格在生态法之上⑹，推动这一进程的强大动力就是以强调人与自然平等与和谐共处为己任的环境伦理。不仅如此，环境伦理的影响透过环境法还波及到其它部门法和法学理论，从而导致了“对各传统部门法的扬弃和整合”和“对传统法学理论的超越和创新”⑺。
尽管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贡献不可取代，但毕竟也只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环境法涉及到经济、行政和科技等诸多方面，这就决定了环境伦理不能替代环境法理论，环境法还必须从其它学科中汲取营养。就是在伦理学的视野里，环境伦理也并非环境法理论的唯一来源，伦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环境法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况且，自身不太成熟的环境伦理也无法全面支撑起环境法理论，环境伦理在某些环境法问题前显得无能为力。因此这就需要突破范式的束缚，以多元化的伦理视角全面审视环境法，也只有如此环境法才能实现发展上的超越，而这也是本文要着重论述的。
二、法律伦理
环境法中虽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伦理但终归还是一门法律部门。尽管其在幼稚期难免要靠吸收环境伦理的理论而维持存续，但它一旦发展成熟必然会形成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实现由“环境伦理”到“环境法理”的飞跃，从而最终回归到法律科学的序列当中。如果说环境伦理的法律化是环境法发展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环境法律的伦理化就是环境法发展的第二次飞跃，而在这两次飞跃之间及第二次飞跃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就是法律伦理。法律伦理是“研究法的伦理蕴含和法的运作过程中的各种伦理关系和道德问题，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从而为法律的创制和实施过程提供价值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并对社会发展所引法的法律关系和道德水准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战略分析和预测”⑻的伦理学分支学科。以法律伦理的视角研究环境法，其重要意义可以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法律伦理虽在本质上侧重于伦理，但其所研究的毕竟是环境法律现象中的伦理问题，而非环境伦理现象中的伦理问题，因而避免了环境伦理在逻辑上“就伦理论伦理”的循环论证模式，将对环境伦理的研究突破到法律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是环境法摆脱环境伦理束缚、实现自我回归的必然趋势。其次，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弥补了环境伦理的某些理论不足，解答了环境伦理的某些难解之题，从而为完善环境法的理论另辟了蹊径；同时也使环境法理论摆脱了环境伦理的抽象性和说教性，而更能为人们所实际接受。再次，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可以为环境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特有的价值评断依据，对现行环境法中的不足进行法律伦理上的批判，从而避免了以往环境伦理既为立法基础又为评价标准的种种尴尬。最后，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使环境伦理和法律伦理的价值得以同一，使保护环境既成为道德义务又成为法律要求，从而解决了环境法的实现性问题。由此可见，应当对环境法中的法律伦理予以足够重视、加以充分研究，但这并不表明法律伦理能解决环境法中的所有问题，因此还需要将环境法置于更宽广的伦理视野中进行研究。
三、经济伦理
任何法都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环境法亦不能例外。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长期沿袭了西方国家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着管理费用过高、经济效率低下、科技发展缓慢、障碍公平竞争和助长不正之风等多种弊端⑼，许多有识之士因此而提出了进行市场化的环境保护并为之立法的初步构想⑽。环境问题是在经济生活中产生的，也只有在经济生活中才能得以真正解决，这就必然会涉及到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伦理实际上是一种以人类社会实践中某一特殊类型的道德问题，即经济生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为主题对象的伦理价值研究⑾。”以经济伦理的视角研究环境法，得到的新启示可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反映了“德必然得”的道德理想主义，即讲究环境道德并遵守环境法律的终极目标是为满足人类需要，从而弥补了环境伦理在环境立法目的上的不切实际和虚幻。其次，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反映了“得必须德”的道德合宜主义，即尽管经济活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也必须遵守经济道德和环境道德，或至少是作为经济道德或环境道德的最低要求的经济法律或环境法律。再次，“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价值原理（原则），也是经济伦理的两个基本的道德价值尺度或标准”⑿，因此在环境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环节中讲求效率与公平也成为了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环境法的发达必须根植在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土壤之中，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实质上就是理性经济，即讲求伦理的经济。综上所述，环境法与经济伦理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但尽管这种联系是极其密切的但始终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经济伦理同样也不能解决环境法中所有的问题，因此还需要在更宽广的伦理视野中继续探询。
四、生命伦理
生命伦理可以说是环境法研究中一个独特的伦理视角。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是指法律主体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整个过程，而此处所称的生命则主要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恩格斯曾对生命的物质基础和本质特征作过精辟的论述：“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自我更新”。生命伦理原“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⒀，只是当代学术界普遍将生命伦理等同于生命科学中的伦理，从而将生命伦理的内涵局限在医学或生命科学领域。本文主要是从生命伦理的原意展开的。环境法产生的客观基础是现实中的环境问题。人类之所以关心生存环境，究其根本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另类思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看法其实就是生命伦理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将对环境法的研究深化到生命伦理层次，是环境法研究中的重要突破：首先，生存是生命的首要价值也是人的第一需要，要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必须具备一定物质，而物质的供给无一不来源于环境，因此可以说保护环境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人的生命价值。这在无形中就提升了环境法立法目的的层次，突显了环境法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次，运用伦理学中“推己及人”的特有方法⒁，由人类的生存需要、愿望和追求推想到其它物种的生存需要、愿望和追求，从而在体察和理解的基础上自觉地调解人类和其它物种的关系。这就为以法律形式保护其它物种的生存提供了合理的伦理依据。再次，尊重生命价值的伦理理念将自然视为人有机身体的无机延伸⒂，强调要如同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自然环境，从而避免了环境伦理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战。最后，生命存在是人的最基本价值，环境法确认了维护生命存在的法律本位，提高了其在众多部门法中的地位，同时也突出了自身存在的重要性。生命伦理本身比较抽象且容易给人以某种“玄学”的错觉，因此生命伦理只能是环境法研究的基点，而对环境法的深入研究还需要伦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完成。
五、科技伦理
“由于环境法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生态基本规律和环境要素的总体演化规律作为自己的立法基础之一，因而环境法中便含有大量的反映这些规律要求的技术性规范，使环境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技术性”⒃。科学技术性是当代环境法的基本特征之一，科学技术与环境法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人类环境问题还是作为解决环境问题手段的环境法，它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规律一定认识的基础上的，它必须体现自然规律特别是生态学规律的基本要求；运用科学技术将有利于环境法律规定的执行、违法行为的认定和争议纠纷的解决⒄。科学技术在环境法中的作用如此之巨大，因此对环境法进行伦理研究时必须思考其中的科技伦理问题。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已经渗透到了环境法领域，并对传统环境法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首先，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在环境立法时，必须对那些需要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上升为法律的生态科学规律和环境保护技术进行道德分析，要充分考虑其道德可能性和道德现实性。其次，科学技术成果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一方面有利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同时也可能引起一系列的现实伦理问题，对此环境法必须进行两难选择。再次，环境立法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它不仅要对现有环境问题做出应对，而且还要对未来的环境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价。某些未来可能具有环境危害科技成果是否能在现今使用，这将涉及到世代的公平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因而将成为环境法和科技伦理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最后，科技在发展中可能呈现出造福于人或危害人类的两极状态，如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调整和规范好科技发展与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将成为环境法和科技伦理共同的任务。科学技术在环境保护中虽然作用巨大但毕竟不是万能，因此环境法的伦理视野也不能仅局限于科技伦理范畴，而应拓展到伦理学的其它领域。
六、国际政治伦理
国际政治伦理问题主要存在于国际环境法之中。在环境法还未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之前，国际环境法是从属于国际公法体系之下并以其重要组成部分形式出现的。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国际环境法的主要渊源是以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国际法学说、“公允善良”原则和国际组织的决议等国际公法性规范。“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主体，其中主要是国家在因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发生的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体现它们之间由其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的，调整国际环境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⒅。有关环境事务的国家间交往、协调，是国际政治交往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国际政治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国际政治伦理问题，因此研究国际环境法必须高度重视国际政治伦理。“国际政治伦理的研究对象为国际政治中的道德现象，其核心理论问题是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⒆。国际政治伦理的某些内容为国际环境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国际环境法中的人类共同利益原则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国际环境合作原则，要求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负有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责任和义务，都应当并有权参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际合作行动。伦理学研究有关道德和利益关系的基本原理为以上两原则的可行进行了最好的注解，即人类只有在具有共同的环境利益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共同的国际环境伦理（道德），才有可能进行环境保护的环境合作，也才可能以此为基础构建起国际环境法的体系。其次，国际环境法中的共同但有差别原则，要求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方面所有国家都负有共同责任，但相对于发展中而言，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大或更主要的责任。无论从历史考察还是从现实考察，发达国家生产方式上的畸形发展和生活方式上的享乐主义是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而且它们占有全球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丰富的财力资源，所以发达国家理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多或主要的义务。这种义务是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统一，而且由于国际上并没有能真正凌驾于任何国家之上司法组织，所以认为其是一种道德责任可能比认为其是一种法律责任更加切合实际。最后，国际环境领域始终贯穿着霸权与道德的斗争，即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处于强权地位的部分发达国家总是试图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并企图在环境问题上控制其它国家，这势必会遭到倡导国家主权与地位平等的国际道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而国际环境法就是这种霸权与道德斗争的产物。显然，在国际政治伦理视野中仅能对国际环境法进行研究，而对环境法（特别是国内环境法）的研究应当有更宽的伦理视角。
七、行政伦理
在环境法领域中之所以要研究行政伦理，是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目前仍然主要采用行政管理模式。行政伦理主要研究的是在行政管理以及行政权力运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道德问题，它存在于包括了环境管理在内的各种行政管理活动之中。我国环境现状出现“局部地区得到控制、总体状况仍在恶化”的局面，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当前我国的环境管理普遍存在着管理部门职权范围不清、机构法律地位不明、行政执法力度不够⒇，甚至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出现了相互推诿、相互争利的恶性局面。这种困境的形成有环境法的自身原因，也有行政管理的体制缺陷；要摆脱这种困境不仅需要完善环境立法，而且需要改革目前的环境管理体制。并且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主要是通过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定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法与环境行政管理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环境法研究中应当重视行政伦理问题，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环境法是环境管理机构工作的基本准则和执法依据，但完善的环境法律还需要健全的管理机构来执行，因此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应当与加强管理者个人的职业道德、管理机构的行政伦理建设并重。其次，在环境管理机构中强化行政伦理，有利于改进管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能，从而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法的作用。最后，在环境行政管理机构中重视行政伦理、强调职业道德，与完善环境法中有关环境行政管理机构、管理人员职责的法律规定一起，同为防止和限制环境行政权力滥用机制的不同侧面。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完善的法律和健全的机制仍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环境法的伦理研究还应当继续深化下去。
通过将环境法分别置于不同的伦理视野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逐个分析，笔者初步勾画出一个以生命伦理为思维原点、环境伦理为理论架构、法律伦理为基本特征、经济伦理为实际基础、科技伦理为前瞻导向、行政伦理为实施保障、国际政治伦理为重要补充的比较完整的环境法伦理体系。当然笔者的论述不可能穷尽伦理学的所有领域，一些对环境法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伦理领域，如个体的环境道德心理、传统的宗教伦理、中西方传统环境伦理思想及其比较，笔者由于学识有限和篇幅限制还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本文所进行的研究还相当粗浅，仅仅是在不同伦理领域对环境法进行了简单概述，还未深入到环境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制度以及整个体系当中。所有这些不足都将成为笔者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欢迎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⑴ 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⑵ 涉及环境伦理问题的环境法论著十分丰富，笔者本不想过多论述；但由于环境伦理在环境法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保持本文的整体性笔者还是对之略论一二。
⑶ 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载于韩德培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⑷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⑸ 吕忠梅著：《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⑹ 参见郑少华著：《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8页。
⑺ 陈泉生著：《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⑻ 李建华、曹刚等著：《法律伦理学》，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⑼ 参见郑少华著：《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38页。
⑽ 相关论著可参见郑少华：《市场导向：中国环境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3期合刊；张璐：《“经营之法”的形成——市场化条件下环境资源法的理论拓展》，载于吕忠梅、徐祥民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5页；王蓉：《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⑾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⑿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⒀ 万俊人著：《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⒁ 参见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⒂ 参见李爱年著：《环境法的伦理审视》，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⒃ 王灿发著：《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⒄ 参见汪劲著：《中国环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⒅ 参见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⒆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⒇ 参见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载于韩德培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吕忠梅著：《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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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


《甘肃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已由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2年3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3月28日



甘肃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生产、流通、消费等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发展循环经济应当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注重实效，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实施、公众参与的方针，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并重，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突出减量化优先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是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循环经济促进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循环经济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鼓励和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



第六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和资源化。



第七条　鼓励和引导公民合理消费，使用节能、节水、节材和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及再生产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



公民有权制止和举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完善宣传教育网络，开展多层次的循环经济宣传教育。



鼓励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刊登、播放循环经济公益广告，加强循环经济知识及法律法规宣传。



第九条　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发挥技术指导和服务作用。政府可以委托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开展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



第十条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等方面的技术，提高循环经济技术支撑能力和创新能力。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循环经济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管理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促进循环经济的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科学技术、产业发展、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城乡建设等专项规划及区域发展规划时，应当编入促进循环经济的内容。



第十三条　市（州）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施行。



国家级和省级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城市和园区、企业应当按照试点要求编制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编制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应当符合科学合理利用资源，发展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业链，构建企业集中、产业集聚、发展集约的产业组织模式的要求。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制定发布发展循环经济产业指导目录和发展循环经济技术、工艺及设备导向目录，指导循环经济发展，引导社会应用先进适用的循环经济技术、工艺和设备。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能耗、水耗监督管理制度，对钢铁有色、石油化工、煤炭电力、建筑建材、轻工纺织、造纸印染等行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用水量超过国家和省规定总量的重点企业，实行重点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规定的循环经济主要评价指标，建立完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地方标准，完善循环经济统计、核算制度。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对下级人民政府进行定期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综合考虑资源状况、环境容量、污染现状等因素，合理进行项目布局，扶持能源消耗少、科技含量高、污染排放少的建设项目。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公布本省限期淘汰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和产品目录。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使用列入国家和省淘汰名录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和产品。



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涉及淘汰名录所列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和产品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和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循环经济信息系统和技术服务体系。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参与发展循环经济信息系统和技术服务建设，向社会提供相关的信息和技术服务。



第二十条　从事生产、建设、经营活动对生态造成破坏或者影响的，应当根据其对生态的破坏或者影响程度进行补偿。



第三章　减量化



第二十一条　鼓励企业发展深加工、精加工产品，延长产业发展链条，合理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资源。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引导发展节水产业和节水型生活方式，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第二十三条　用水单位应当制定节水计划，采用先进或者适用的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供水单位应当加强管理，及时更新供水设备设施，减少水资源浪费。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以及工业园区建设，实行水资源论证制度，并配套建设节水设施。



第二十四条　财政部门根据国家机关及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其他组织的用水定额指标，核定支出标准。用水单位应当按照行业用水定额用水，依据相关规定标准交纳水资源费。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地方标准，限制销售非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城市所有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公共和民用建筑，应当用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器具。



第二十六条　鼓励消费者购买、使用节水型器具，扶持和引导节水技术、节水设备、节水器材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



鼓励对现有建筑的用水设施进行节水改造，逐步更换不符合标准的用水器具。



第二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采用下列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



(一)因地制宜建设水窖、水池等小型集雨集水工程，推广渠道防渗、喷灌、滴灌和地膜覆盖栽培等农业节水技术；



(二)推广间作套种等立体种养模式，推进土地复垦和中低产田改造；



(三)推行合理施肥、施用农家肥；



(四)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无公害农药、兽药和生物、物理等防治技术，减少农药、兽药用量；推广精量、半精量播种技术，减少用种量；



(五)推广太阳灶、省柴节煤灶、日光温室、暖棚养畜等技术和设施。



第二十八条　开采加工矿产资源，应当采用先进的采选工艺技术和设备，加强共生、伴生资源和尾矿、采矿废石、矿井水等的综合开发利用。



资源型企业应当按政策足额提取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用于矿山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支持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第二十九条　新建建筑物及构筑物应当严格执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新建商品房销售时应当在买卖合同等文件中标识所采用的节能标准和采取的节能措施等内容。达不到能耗设计标准的建筑，不得进入市场。



鼓励发展多层、小高层住宅和多层厂房建设，推广应用新型建筑材料。



具有改造价值的既有大型公共建(构)筑物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应当进行节能改造。鼓励对具有改造价值的既有民用建筑进行节能改造。



第三十条　鼓励建设单位提供产业化装修一次到位的成品房，提高建筑资源利用效率。



第三十一条　固定资产投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控制公共机构建设项目的建设规模和标准，统筹兼顾节能投资和效益，对建设项目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



第三十二条　城市的灯饰工程、城市道路及景观照明应当采用高效节能灯具。户外灯箱、广告牌应当采用先进、节能的技术和材料。



路标、航标等应当采用太阳能或者夜光等节能材料和技术。



公共机构的办公场所，应当采用节能灯具、材料和设备。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鼓励购买、使用能耗低、污染物排放少的节能型车辆和新能源车辆；加强机动车污染控制，强化检测，确保机动车排放符合标准。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和信息平台，建设现代物流网络体系，促进商品合理流动、资源节约利用和设施共享。



鼓励物流企业采用现代物流管理技术和装备，提高物流业社会化、规模化、信息化程度。



第三十五条　公共场所和餐饮、娱乐、宾馆、洗浴、洗车等服务性企业，应当采用节能、节水、节材和有利于保护环境的技术、设备和设施，以多次使用的产品替代一次性用品，在规定期限内停止使用明令淘汰的高耗能、高耗水和高污染产品。逐步在商场、酒店、机场、车站、码头、公园和旅游景点取消不可降解、不可循环使用的一次性产品的使用。



禁止生产、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和超薄型一次性塑料袋。



第三十六条　产品包装的设计和生产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要求，抑制产品的过度包装。



第四章　再利用和资源化



第三十七条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防沙治沙、公益林补偿等工程；加强生态监测和管理，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第三十八条　鼓励和支持林业生产者建设林业废弃物和次小薪材、沙生灌木等综合利用项目。



第三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之间的互补循环，发展特色农产品的有机生产加工和销售。



加强农业生态修复、土地综合治理等生态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第四十条　鼓励和支持对农副产品加工废弃物、废旧农用塑料薄膜等农业固体废弃物进行回收和综合利用；鼓励和支持农作物秸秆、尾菜等的综合开发利用。



支持和推广农村户用沼气、因地制宜实施大中型沼气工程，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沼渣、沼液。　　



第四十一条　鼓励利用荒山、荒坡、荒滩及盐碱地等土地资源，试验推广能源作物。



第四十二条　支持再生水技术研发和污水深度处理回用集中处置工程建设，鼓励新建开发区、公共建筑和居民小区规划建设再生水回用设施，扩大再生水处理规模，推动再生水市场的有效供给。



企业应当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进行再生利用。洗车业、洗浴业、水上娱乐项目应当建立水循环利用系统。



鼓励建立雨水收集系统，用于城市绿化和城市景观用水。有条件使用再生水的地区，禁止将自来水作为城市道路清扫、城市绿化和城市景观用水。



第四十三条　鼓励利用废水、废气、废渣和提高矿石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冶炼回收率、加工材成品率等综合利用适用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



第四十四条　推动机电设备、电线电缆、家电、汽车、铅酸电池、塑料、橡胶等资源的循环利用、规模利用和高值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加强对废旧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船、工程机械、机床、办公设备等特定产品拆解或者再利用的管理，支持再制造业发展。



第四十五条　按规定报废和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设备，应当交付生产企业或者销售企业回收处理，或者由具有资质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回收利用，不得继续使用或任意丢弃。



第四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引导城乡居民对不再使用的家具、家电及电子产品等物品进行交换和交易。鼓励学校组织学生将不再使用或者富余的教材、学习用品进行交换，提高各类物品的循环利用价值。



倡导城乡居民、学生将前款所列物品进行公益捐赠。



第四十七条　鼓励开展包装废弃物、建筑废弃物、废旧轮胎、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等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对列入国家强制回收名录的废弃产品和包装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回收。



第四十八条　城镇应当建立完善餐厨废弃物收运体系，对餐厨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鼓励和推广利用餐厨废弃物发电和提炼生物柴油技术。



第四十九条　建立和完善生活废弃物分类回收处理系统，对生活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防止产生再次污染。城镇居民的生活废弃物不得随意倾倒、抛洒和堆放。鼓励农村生活废弃物集中回收处理。



第五十条　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参与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鼓励和支持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并结合区域特点和项目特点，提高风电、光电就地消纳能力。



鼓励有条件的城乡道路、机关单位、居民区、公共设施使用太阳能、风能照明。



第五十一条　鼓励利用粉煤灰、冶炼废渣、脱硫石膏生产新型环保建材和利用粉煤灰筑路、回填、造地。鼓励利用煤矸石发电。



企业应当对粉煤灰、煤矸石、废石、尾矿等工业固体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对重金属含量较高的工业废弃物按规定进行安全处置，在无害化前提下进行回收和综合利用。



第五十二条　省、市州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规划，建立规范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第五章　激励措施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发展循环经济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循环经济技术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清洁生产、资源节约、回收和再生利用、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等项目建设和循环经济宣传、教育、培训、表彰等。



第五十四条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省循环经济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循环经济发展。



第五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循环经济重大科技攻关、技术引进等内容列入省级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并安排资金支持。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发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资源替代、共生链接和系统集成等方面的实用技术，发展信息、生物、环境无害化、物质代谢重组等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



采用资源节约及循环利用新工艺、新技术的生产企业，经认定享受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政策。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再生资源回收、资源综合利用等项目列为重点投资领域，对循环经济重大项目以及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示范项目，可采用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予以支持，引导和支持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入循环经济项目。



国家和省政府批准的循环经济试点示范企业新上循环经济项目，新建厂房和配套设施免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按期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依照国家和省上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五十七条　企业以国家资源综合利用优惠政策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的资源产品，经认定可按国家规定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以省《发展循环经济产业指导目录》内的废弃物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的产品所得，经认定按国家规定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生产的以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的综合利用产品，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相应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第五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扶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研发。可以采用贴息等方式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科研开发和推广应用项目提供贷款。



对再生资源建设规划内的重点项目，优先列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并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协调、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



优先推荐和培育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企业上市，支持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和配股，支持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企业发行债券。



鼓励担保机构为资源循环利用的企业提供信用担保。鼓励风险投资机构为开展循环经济技术开发和产品研制的企业投资。　



第六十条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以及在开发区内发展循环经济，同等条件下可优先申请国家和省级循环经济、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等专项资金，优先享受开发区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



第六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定期发布节能、节水、节材、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业等产品、设备政府采购目录。凡列入采购目录的产品、设备，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



第六十二条　支持资源枯竭城市以发展循环经济带动产业转型，在发展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审批、资金安排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加大省级财政对资源枯竭城市的转移支付力度。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　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工业园区以及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未配套建设节水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和超薄型一次性塑料袋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回收处理报废和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设备的；



(二)用水单位未采用先进或适用的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的；



(三)洗车业、洗浴业、水上娱乐项目未建立水循环利用系统的。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企业未对粉煤灰、煤矸石、废石、尾矿等工业固体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对列入国家强制回收名录的废弃产品和包装物未按规定进行回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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