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市司法局公职律师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公职律师试点工作，推动试点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司法部关于开展公职律师试点工作的意见》，结合我市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职律师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在政府部门或具有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法律服务，并依法取得公职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
第二章 公职律师任职条件
第三条 北京市司法局在符合以下条件的北京市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进行公职律师试点：
（一）具有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部门；
（二）具有符合公职律师条件的人员；
（三）确有设立公职律师的需要。
第四条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在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条件的单位内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领取公职律师执业证书：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
（二）在申请单位专职或主要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一年以上；
（三）品行良好；
（四）所在单位同意担任公职律师。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公职律师执业证书：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过刑事处罚（过失犯罪的除外）的；
（三）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
第三章 公职律师申请与核准
第六条 申请领取公职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应当向北京市司法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单位申请书；
（二）本人申请书；
（三）本人身份证、律师资格证书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四）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出具的存档证明；
（五）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申请人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一年以上的证明；
（六）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同意其担任公职律师的证明；
（七）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或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出具的申请人未受过刑事处罚（过失犯罪除外）的证明。
第七条 申请领取公职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由本人申请，所在单位同意，经北京市司法局核准后，颁发由司法部统一制作的公职律师执业证书。
符合公职律师条件的，北京市司法局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做出颁发公职律师执业证书的决定。不符合公职律师条件的，不予颁发公职律师执业证书，并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
第四章 公职律师职责范围
第八条 公职律师仅限于从事其所在单位或单位系统内部的法律事务，为本单位或单位系统内部提供法律服务。其主要业务范围是：
（一）为本单位的决策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和法律建议；
（二）按照本单位的要求，参与本单位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议和修改工作；
（三）受本单位委托调查和处理具体的法律事务；
（四）代理本单位参加诉讼、仲裁活动；
（五）本单位的其它应由公职律师承担的工作。
第五章 公职律师权利与义务
第九条 公职律师具有以下权利：
（一）在执业活动中享有依法调查取证、查阅案件材料等执业权利；
（二）加入北京市律师协会，享有会员权利；
（三）可以直接转换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申请转为社会律师时，按换发律师执业证程序进行，担任公职律师的执业经历计入执业年限。
第十条 公职律师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有关律师管理的法律规定，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二）接受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师协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三）不得以律师身份办理本单位或单位系统以外的法律事务；
（四）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不得在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兼职。
第六章 公职律师组织机构与日常管理
第十一条 公职律师仍为原单位在编的工作人员，其人事关系、工资待遇、社会保险等由所在的单位管理，北京市司法局负责公职律师的资质管理、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十二条 公职律师试点单位应当建立关于公职律师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等事项的相关制度。
第十三条 公职律师应当加入北京市律师协会，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业务培训和执业纪律教育等活动，接受北京市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
第十四条 公职律师办理业务所需文书样式等由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师协会统一制定、提供。
第十五条 因故不能担任公职律师，由所在单位收回其公职律师执业证，并交北京市司法局注销。
第十六条 公职律师应按规定参加北京律师的年度注册，对于通过年度注册的，北京市司法局应予以公告。
第十七条 办理年度注册时，公职律师除应按规定填写《公职律师执业证年度注册审核登记表》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年度工作总结；
（二）完成业务培训的证明；
（三）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情况报告；
（四）所在单位的考核意见。
北京市司法局在年度注册时，将根据以上材料对公职律师进行年度考核。对于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公职律师，北京市司法局将不予以注册。
第十八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三）、（四）项义务的公职律师，由北京市司法局收回其公职律师执业证书予以注销。
第十九条 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公职律师，北京市司法局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章 公职律师与社会律师的转换
第二十条 公职律师申请转为社会律师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转为社会律师申请书；
（二）申请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受其在本所执业的证明；
（三）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外省市考取资格的，还需提供资格档案）；
（四）原工作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已经辞职的证明；
（五）人事档案存放部门出具的存档证明；
（六）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申请人未受过刑事处罚（过失犯罪除外）的证明；
（七）原公职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第二十一条 社会律师申请转为公职律师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转为公职律师申请书；
（二）原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解除聘用关系的证明；
（三）任职单位出具的与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的证明；
（四）人事档案存放部门出具的存档证明；
（五）原社会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二00七年三月一日起施行，1995年6月28日《北京市司法局关于开展公职律师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同时废止



对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时效的分析

栾桂平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通过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有效时间。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对怠于行使权利者进行制裁，防止权利上的“睡眠者”。同时也避免因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时间过长，情势发生较大变化，使得当事人难于举证，法院难于审理。超过诉讼时效，虽然权利人并不丧失诉权，但在法律上丧失了胜诉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36条的规定，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属于身体受到伤害要求的赔偿，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在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此一年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该法条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加之交通事故案件实际情况的错综复杂,使得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在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掌握各异。
　　一、对《民法通则》第137条的分析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一）“知道”完全是一个主观标准。这种主观标准虽然符合诉讼时效制度在于敦促主观上不积极行使权利者及时行使权利的主旨,但却忽略了客观上阻碍权利行使的其他诸多因素，使得该规则在适用中出现了很多争议,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体现得最为明显。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不仅取决于受害人的主观意愿，还要受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根据我国现行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程序和规定，客观阻碍诉权行使的事由通常为：1、事故发生即知道权利被侵害，但交管部门还没有作出事故认定，无法起诉。发生交通事故后，交管部门要先进行现场勘验、指定就医医院、作出事故认定等，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规定作出事故认定的期限，仅仅原则性地规定“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因此，权利人虽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但起诉却受到交管部门责任认定工作的制约。2、交管部门作出事故认定后，一般都会对案件进行必要的调解。虽然调解已不再是必经程序，但多数当事人还是希望能够在交管部门解决问题，这势必也会拖延权利人行使诉权的时间。3、权利人治疗尚未结束，具体损害数额不能确定，无法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受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交通事故涉及人身伤亡，受害人的伤情需要不断治疗，医疗费用持续发生，是否构成伤残有待鉴定。并且治疗周期有长有短，长的要数月，甚至数年，故短时间内无法起诉。现实中，还常见另外一种情形，即事故发生时，受害人的伤情不明显或未曾发现受伤害，但事过境迁后，伤势加重或突现。4、知道权利被侵害，但不知道具体的侵害人或赔偿义务人，无法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的侵权行为人是明确的，受害人只要证明侵害事实即可以起诉。不过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受害人的起诉将受到制约。（1）肇事人逃逸。受害人虽能证明侵权行为发生，也受到了侵害，但因没有明确的被告，不具备民诉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而不能提起诉讼。（2）其他赔偿义务主体不明。由于侵权行为人经济条件有限，不具备赔偿受害人全部损失的能力，为确保得到及时、足额赔偿，受害人往往要追加其他的赔偿义务主体，如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支配人、被挂靠单位等。在以上两种情形下，受害人的起诉时间会因查找侵权行为人及赔偿义务人而拖延。5、因受害人自身原因不能及时起诉。比如受害人属于重伤、老弱病残、孤立无援或文盲等类型的人，既不懂法律，也无经济实力聘请律师，亦无亲属可提供帮助。
　　（二）“应当知道”则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不论当事人事实上是否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只要客观上存在知道的条件和可能性，就开始起算时效期间。但相关法律并未进一步规定构成“应当知道”的具体条件和标准。审判实践中，法官认定“应当知道”完全凭个人的“自由心证”，因此，该规则受法官的政治、业务素养、道德品格、价值取向、个人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弹性较大，使时效期间变成不可预期，不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威严，也易为法官的司法腐败提供可乘之机。
　　二、审判实践中采取的起算规则及其不足。
　　（一）交通事故发生之日。这是实践中最为常用的规则。很多人认为侵权纠纷案件“诉讼时效自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依据乃是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6条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通常情况下，交通事故的受害人都是当场受伤，所以大多数人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应该自事故发生之日起算。但这个计算规则存在三个不足：即要受到上文提到的交管部门工作程序、受害人治疗时间和侵权人及赔偿义务人下落不明等情形的制约。《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6条又规定“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以事故发生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不尽合理。
　　（二）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实践中也有人主张以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算时效期间，理由是：既然事故认定书是起诉的前提条件，事故认定书的送达表明公安机关就道路交通事故的行政处理已经结束，接下来进入当事人私力救济的阶段，当事人可以申请交管部门调解，可以自行协商，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裁决。不过该规则同样也会受到交管部门工作程序和当事人治疗时间的制约。此外，有的当事人在交管部门达成调解协议，但到期后义务人不履行协议；有的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没有报警，而是选择了私下协商，但最终又未能达成协议。由于事故未经交管部门处理，交管部门未出具事故认定书。以上两种情形下，诉讼时效期间显然都无法从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计算。
　　（三）受害人治疗终结之日。治疗终结是一个医学概念，在临床医学上一般认为损伤后病理变化经临床治疗后得到完全和部分恢复并维持稳定的时期算是治疗终结。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损伤，什么情形、什么时间属于治疗终结，医学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法律上就更无此类规定了。因此，以治疗终结之日起算时效期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有的以出院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有的以康复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有的以伤残评定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这样一来，法院就很难认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原因是受害人主观上不积极主张权利，还是客观上不能主张权利。
　　（四）伤残评定之日。伤残评定之日虽然比较容易确定，但不是所有的事故受害人均需进行伤残评定，还有很多明显不构成伤残、无需进行伤残评定的案件。另外，有的受害人符合构成伤残的条件，但却不积极地进行伤残评定，从而导致时效期间不能开始起算。
　　（五）调解终结之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前很多人主张时效期间应从当事人收到调解终结书之次日起算。然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4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上接第35页）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此，调解已不再是交管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必经程序，故其也不能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事实依据。
　　三、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应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
　　（一）对于在客观上不存在阻碍诉权行使事由的采取主观标准，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开始起算。具体而言：轻微交通事故，交管部门未出具事故认定书的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计算时效期间；交管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的，自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之次日起计算时效期间。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交通事故属于轻微事故，事实往往比较清楚，受害人伤情轻微、财产损失较小，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一般当场或5日内就能制作出来并送达给当事人。
　　（二）对于在客观上存在阻碍诉权行使事由的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从“障碍消除后权利能够行使之日”起算，具体包括：1、对于受害人身体伤害比较严重，需要住院治疗，甚至需要后续治疗的，诉讼时效应自治疗终结之日或损失确定之日起算。没有构成残疾的以治疗终结之日开始计算；构成残疾的，以伤残评定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这样在保护当事人诉权的同时，还能使其安心治疗，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又可以节约司法资源。2、经交管部门调解未达成协议的，诉讼时效自当事人收到调解终结书之日起算；调解达成协议，但当事人不履行的，自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3、受害人死亡的，自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算。4、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5、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自实际发生后起算。6、侵权人、赔偿义务人下落不明的案件，以明确侵权人以及赔偿义务人之日起算。
对于客观上是否存在阻碍诉权行使的事由，应在实体审理中由当事人双方举证、质证、辩论后，由人民法院进行认定。


北安市人民法院　栾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