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行政诉讼中的变更判决，是最能体现司法对行政裁量的审查的一种判决形式，也是最难认定和最难把握的一种判决。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因为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是行政活动的生命，是复杂多变的行政环境的客观要求。但是行政权具有天生的扩张性和专横性，如果严格坚持分权的思想，就有可能使得行政的目标背离立法的目的和精神，同时也不符合行政诉讼的目的。变更判决就是在打破原有权力格局之后建立的新的、有益的平衡，本文将对变更判决的具体适用展开浅显的论述。

　　关键词：变更判决　合法性　合理性　显失公正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法律赋予了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有限变更权，即法院可以对行政案件作出变更判决。变更判决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一种干预，根据一般法理，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因为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是行政活动的生命，是复杂多变的行政环境的客观要求。但是行政权具有天生的扩张性和专横性，如果严格坚持分权的思想，就有可能使得行政的目标背离立法的目的和精神，同时也不符合行政诉讼的目的。变更判决就是在打破原有权力格局之后建立的新的、有益的平衡。

　　一、变更判决概述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法律赋予了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有限变更权，即法院可以对行政案件作出变更判决。它是行政诉讼中最能体现司法对行政裁量权的审查的一种判决形式，也是最难认定和最难把握的一种判决。

　　（一）变更判决的理论依据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该条款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确立了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形式。它是行政诉讼判决中规定的最难认定、最难把握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一种判决形式。有的学者对此持有肯定的看法，认为法院有变更权限；而有的学者则持有否定的观点，认为法院享有的司法权不应该干预行政权应该管辖的领域。笔者同意前面学者的观点，法院对其审理的行政案件，应该享有有限的司法变更权。

　　司法对行政的合理性审查。自由裁量作为行政权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行政权力日益扩张的情况下，也有被滥用的可能。“尽管现代社会中的立法机关仍然主张依法行政，坚持控制行政权力原则，但它们不得不迫于客观需要的压力而授予行政机关一定的甚至是‘尽可能广泛’的自由裁量权。”[1]在立法机关对行政权进行授权而使得自由裁量广泛存在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必然会受到影响，当行政相对人向法院起诉的时候，法院如何来看待自由裁量？事实上自由裁量并不是无限制的，即使从立法的授权意图和目的来讲，至少是不会容忍行政机关恶意行使自由裁量权。法院应该从立法的意图和目的出发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滥用自由裁量权，是否违背了立法精神和目的，从而控制行政权力，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专断权力和自由裁量乃是法院所拒绝支持的。它们编织了一个限制性原则的网状结构，要求法定权力应合理、善意而且仅为正当目的行使，并与授权法精神及内容相一致”。[2]所以，法院行使司法变更权是对行政权的一种深刻的制衡和约束，可以更好的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在特别强调三权分立的英国法院，“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撤销原行政决定的同时，直接就行政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一个覆盖原行政行为，满足申请人要求的决定。”司法变更的这种权力是对行政权的一种深刻的制衡，可以为私权保护设立一道防线。

　　行政诉讼目的的要求。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来看，行政诉讼的目的有：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法院的司法变更权的行使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虽然这有违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工问题，但是这种分工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所以，从最终极的目的来看，法院的司法变更权有其必要性。在行政诉讼中，“基于诉讼经济及人民权利保护之迅速性，应肯认行政法院对于案情清楚之事件，得在法定范围内自为变更性决定。”[3]从宪政理论层次而言，保障公民权益才是最终目的，权力分立的制度无非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怎么能因手段而妨碍目的。”[4]有的学者指出，法院在直接变更行政行为方面缺少经验，让法官去扮演行政角色，去判断所有的事实和证据，去权衡选择法律的适用，未必能使得当事人真正满意，从而增加当事人诉讼的成本，并不能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笔者认为，法官在行政行为判断方面，与行政机关相比是缺少一定的经验，但是不能就此否认行政变更判决，而是要可以通过其他的制度设计来完善这方面的内容。因为与这个缺憾相比，变更判决更有存在的意义。

　　（二）变更判决在现行行政诉讼中的地位

　　传统观点认为，法院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行政裁量问题一般都保持克制的态度。但是从立法精神和目的来看，法院不应该对自由裁量的滥用不管不问，法院对自由裁量的审查有一定的合理性。自由裁量行为虽然形式上看似合法，但是已经变成了实质的违法，进而为法院的干预打开了合法的大门。近年来，在法治和保障人权理念的推动下，法院更多更频繁地涉足这块领域。即使是对此持有保守态度的英国法院，也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实践。“从国外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的经验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法院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决定拥有司法变更权，那种认为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信条逐步被打破，各国越来越倾向于用变更方式解决既有错误因素又有正确因素的行政决定。”[5]

　　1970年《美国各州标准行政程序法》第15条第7款规定，“法院可以确认行政机关的裁决或要求行政机构对案件重新进行裁决，法院可以取消或者变更行政机构的裁决。”美国通过地方立法赋予了法院一定的司法变更权。在英国，公法上的救济手段中“提审令”以及“执行令”就包含有法院要求行政机关作出何种行政行为的内容。法院可以用提审令命令被诉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指示加以改正，该指示不仅规定了行政机关应该如何行为，而且具有强制约束力。[6]

　　在法国，行政诉讼分为四类：完全管辖权诉讼、撤销诉讼、解释及审查行政决定的意义和合法性诉讼、处罚诉讼。除了第三种诉讼外，其余三种均涉及司法变更权的行使。在完全管辖权诉讼中，法官可以撤销、变更、重新决定行政机关的决定等；在撤销诉讼中，“法官不能直接变更”的观念不可以过分强调，尤其是关于薪俸、津贴以及以外的金钱诉讼，当事人可以选择；在处罚诉讼中，法院可以直接动用司法权实现行政目标，即行政法官拥有直接的处罚权力。[7]根据《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30条第2项的规定，法院可以直接变更原行政行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97条规定，撤销诉讼，其诉讼标的之行政处分涉及金钱或其它代替物之给付或者确认者，行政法院得以确定不同金额之给付或以不同之确认代替之。

　　由上可见，西方国家虽然鼓吹三权分立原则，但在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方面，并没有完全摒弃法院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力的审查，而是保护私权和彻底解决纠纷的角度作出变更行政行为的判决。

　　二、我国变更判决的具体适用分析

　　（一）变更判决的标准问题

　　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审查有其合理性，在两大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也都存在，但是因为涉及到权力之间的分工，所以如何处理其中的微妙关系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所以，为了维护权力之间的平衡关系，必须小心翼翼的选择合适的司法审查标准。

　　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用的是“显失公正”的标准。《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该条款确认了显失公正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审查标准。但是显失公正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关于“显失公正”的确切含义。一种观点认为，显失公正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与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明显不相称，对显失公正的审查重在违法事实与处罚的内容是否极为不平衡。具体表现为行政处罚畸重畸轻、处罚方式混用、不考虑法定的从轻从重减轻情节致明显过轻过重、相同情况不同处罚、不同情况相同处罚等等。例如，相对人认为在同等情况下对自己的处罚较别人更为严苛；或者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裁量幅度，行政机关有意拔高对行政处罚的幅度等。这种理解只是“量”上的显失公正，是针对行政处罚而作出的解释。然而显失公正的问题在其他的行政行为中也是存在的，但不仅仅是“量”上的畸重畸轻。比如，对经济资源的分配，颁发、撤销执照，行政许可决定，行政奖励和优惠等问题都会产生是否公正的问题，但如果仅仅从“量”上来考虑是否显失公正，显然是行不通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马随意诉镇政府不给予见义勇为奖励案”，马随意和其他人一起救起落水者，为什么其他人都得到了镇政府的奖励，而马随意被赶下了领奖台，镇政府的这种做法肯定是显失公正了。所以，显失公正的标准应该扩大其适用的范围，从最初的行政处罚行为扩展到其他的行政行为。

　　另外，有的学者认为，显失公正应该从“滥用职权”的角度来考虑。而“显失公正”与“滥用职权”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从一定范围来讲，显失公正与滥用职权之间并不存在一道天然的鸿沟，滥用职权有可能导致显失公正，而显失公正往往也是滥用职权的结果。[8]即显失公正相当于撤销条件中的“滥用职权”。行政行为虽然在形式上不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但在实际上与法律的精神相违背，损害了社会或者个人的利益而表现出明显的不公正，并强调显失公正的构成要件：外表形式合法；行政处理的结果悖理了法律精神；损害了社会和个人利益；具有通常法律和道德水平的人均可发现和确认该公权力行为不公正。

　　笔者比较同意后一种观点，从滥用职权的角度考虑，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故意违背立法的目的和宗旨、原则、精神，导致行政行为的客观结果显失公正。这样不仅仅只从“量”上的畸重畸轻来评价行政处罚行为，而且可以扩大适用到其他的行政行为，如前面提到的“马随意诉镇政府不给予见义勇为奖励案”，如果从后一种观点来理解，镇政府偏偏不给同样救人的马随意奖励，是在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在具有通常法律和道德水平的人，都可以得出，这种行政行为是显失公正的。这种在对相关考虑因素的权重问题如果出现失当（对应该考虑的因素没有考虑，对不应该考虑的因素过重的加以放大），也及有可能导致行政裁量结果对当事人极其不利。而这种情况在所有的行政行为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不能只从“量”上来考虑显失公正的问题，否则法院只能是对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问题进行干预，而其他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同样会存在显失公正的问题，为什么法院却不能干预？有学者认为，显失公正只适用于行政处罚行为可能是考虑到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之初，各方面的审判经验不足，尽管感到法院不能完全放弃对行政权自治领域的干预，但在干预程度上还有待摸索，所以以行政处罚小试锋芒，待经验成熟以后再逐渐推广。而现在将显失公正的标准由现在的个别适用进一步扩大成普遍适用，已经是时候了。[9]而从滥用职权的角度来考虑，行政行为的结果，可能有显失公正和一般的不公正，对一般不公正的行政行为，法院适用第54条第（2）项的规定，予以撤销。而对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适用变更判决。因为显失公正已经变成了实质上的违法行为，悖离了立法的目的和宗旨，所以，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和法律的目的来看，法院对这种行政行为有干预的必要。

　　至于如何来判断显失公正的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从实质意义和形式意义上来考虑。第一，违背立法目的和精神，违反了实质意义上的公正，导致行政处理的结果严重损害了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具有通常法律和道德知识水平的人看来，该公权力行为不公正，不符合常理，甚至达到荒谬的程度。第二，违反了形式公正，对本质相同的案件，行政行为前后不一致，表现出任意和专横；没有做到“相同案件，相同处理；不同案件不同处理”；在考虑不相关因素之后，实行了区别对待。　　　　　　　　　　　　　　　　　　　　　　　　　　　　　　　　　　　　（二）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的规定，变更判决只适用于行政处罚行为。当初的立法目的和意图可能是为了规制行政处罚混乱的现象，但是随着其他的行政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出现，只对行政处罚行为进行干预，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在显失公正的标准扩大适用到其他行政行为后，变更判决也应该有其扩大的必要。

　　在我国，行政权力依然强大专横，法院的权威还没有得到行政机关应有的尊重，法院的判决不一定得到行政机关有效的遵循，尤其是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是存在一定自由裁量空间的，如果行政机关在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时，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比显失公正轻一些的行政行为，但是还是表现为不公正，这种结果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保护是不彻底的；而且行政机关在法院作出撤销判决后有可能就同一事实作出同一处理决定。而由法院对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直接予以变更，对案件的审结和原告诉讼请求的满足都是快捷的。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这样的制度设计会给宪政秩序下分权关系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变更判决如果扩大适用到其他行政行为时，会导致变更判决的泛滥，模糊了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之间本该保持的合理的功能差别。另一方面，变更判决的确也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不好解决，让没有行政经验的法官去判断所有的事实和证据，去选择法律的适用，到底能不能做到符合立法的目的，又满足当事人的请求？[10]上述学者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变更判决的适用，不是无条件的，是针对行政主体作出的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法院只对这样的行政行为予以变更，而不是像行政复议一样，对所有的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于第二个方面的质疑，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制度设计来更好的发挥变更判决的作用。

浅论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及其矫正
——兼论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协调

刘长秋
（200020，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摘 要：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专指由于法律内容的频繁变动性而导致地对法律威信及其公众信任度的损抑。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实质是由于立法对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关系的不恰当处理而导致的法律权威的一种病变。因此，矫正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实际上就是要在立法过程中正确处理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中已表现得非常突出，需要立法者采取适宜的对策加以应对。
关键词 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稳定性；适应性；协调
中图分类号：D900 文献标识码：A

就渊源而言，法律权威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正如有学人所指出的：“主体对法律信仰的程度越高，范围越大，表明法律越有权威；反之，如果主体对不信仰法律，虽然不能断言法律没有权威，但至少可以说明法律权威没有被显示出来。”[1] 基于此，笔者提出法律权威瑕疵这一概念，用以指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对法律的威信及其公众信任度的损抑；而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就是由于法律内容的频繁变动性而导致的法律威信及其公众信任度的损抑。从原因方面来讲，法律权威瑕疵的产生是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法律的不稳定性与内容的不公正性、执法部门的不依法行政、司法机关的不公正司法等，都是影响法律信用，从而使其产生权威瑕疵的现实或潜在根源。在我国，法律的权威瑕疵现象已相当普遍，产生的根源亦复杂多样，而法律的变动性所引发的权威瑕疵则表现得最为严重和突出。当前，随着 “依法治国”这一方略在我国的深入实施，我国先后制定并修改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都纳入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但与此同时，我国在加快本国法制建设，力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却似乎过分地忽视了法律频繁变动性对法律权威的负面影响，以致与法律的频繁变动相伴随的法律的权威瑕疵现象已日益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产生的根源，探讨其防范或应对粗略，无疑应成为每个法律工作者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立法的稳定性、适应性及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
从根源上来说，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立法者对立法的适应性与稳定性之间关系处理的欠妥当导致的。那么，立法为什么要具有稳定性和适应性呢？在维系法律权威方面，立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显然是研究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所必需的。
众所周知，保持立法的相对稳定性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我国立法过程中所理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立法的稳定程度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法律理念，并进而影响到其对法律的整体信仰，而公众的整体法律信仰则是法律是否具有权威的一个主要衡量系数。“人们对现行法律的信仰程度越高，范围越广，表明法的权威性越强；反之，法律的权威性便越低。”[2] 因此，在一个立法稳定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其公民往往具有较强的法律理念，对法律有着较高的整体信仰，而法律的权威也相应较高。反之，在一个法律缺乏相对稳定性的国家里，由于立法频繁变动所导致的人们对法律内容的难于把握，人们往往会对法律产生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这就使其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从而大大降低了法律所本应有的权威。所以，维护法律权威所必需的一项工作就是要科学立法以提高法律的预见性和生命力，从而恰当保持法律所应有的稳定性，降低法律变动性对其应有权威的损抑。
无庸讳言，适应性也是法律存在并保持其应有权威的一个实质性要件。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以实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的理想社会模式为目标的一种工具或手段，适应性是法律本身所内涵的一个要求，是法律有效发挥其调整功能的客观需要。法律的存在及其权威维系的主要意义在于：法律作为一种权威化的规范，本身就具有一定适应性，能够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伴生的某些尖锐矛盾，从而能够保证社会以某种有序的状态向前发展。这是法律适应性的价值所在。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律必须具有适应性，否则，将无疑于一纸具文。
稳定性与适应性都是维护法律应有权威的必备要素，二者对立统一于法律权威的存续状态之内，并具体实现于相应的立法过程之中。具体说来，法律的稳定性是指法律的内容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不宜朝令夕改、随意变动；法律的适应性则是指法律的内容应与现实社会生活相挂靠，其具体规范应适合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相应问题。法律的稳定性要求是建立在法律适应性的前提之上的，也就是说，稳定性的法律是以其内容的适应性为存在的基础的，只有具备了适应性的法律才有可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而缺乏适应性的法律必然会导致其内容上的频繁变动；反过来，法律的适应性也需要相应的稳定性作为依托，没有相对的稳定性，法律的适应性根本就无以存在。稳定性与适应性是保证法律权威安全、维护法律应有权威所必不可少且在某些方面相互配合、彼此支持的两道重要的保护网，二者尽管在某一段时间内可以彼此脱离对方而孤立存在，但这种存在状态必然会使法律在相应时间内失去其中的一道保护网，而相应增加了损害法律权威的各种外在因素侵入的机率，这必将会为法律的权威安全设置隐患，并会最终导致法律权威瑕疵的产生。另一方面，法律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又存在着一种相互消长的关系。法律是由人制定的，但却决不是由人任意制定的。法律是为解决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矛盾而设置的，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矛盾的多样性必然要求其做频繁的变动。而作为一种具有调控、指引、预测、教育、评价和强制功能的行为规范，它又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是其属性使然。因此，法律稳定性的实现必然会压抑其适应性的充分发挥，而要保持法律的适应性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其稳定性。
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并使法律的稳定性与其适应性相结合是我国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基本要求。然而，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关系的上述复杂性却为立法者实际衡量二者在维护法律权威过程中的分量并具体协调其相互关系设置了重大障碍，以致其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暂时牺牲法律的稳定性来成全其适应性。而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这种做法显然是有失妥当的，因为它会将法律的应有权威置于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最终导致法律权威瑕疵的产生。作为一种权威化的规范，法律要想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其权威性作用，就必须先要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和信任。但公众的这种认同和信任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法律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因为只有稳定的事物才能给人以安全感，只有给人以安全感的事物才容易使人们对其产生认同感和信任度。从法律产生和存续的基础来看，法律最初的产生一方面固然是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基于人们对秩序化自由的渴望，即人们渴望通过法律来建立一种能保障其适度自由的秩序，该种秩序能够给人们以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感，能够使其身心远离疲惫，使其生活保持安定与和谐。而缺乏稳定性的法律所建立起来的秩序显然难以给人们以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因此，公众所愿意且最终能够认同和信任的法律只能是一种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法律，绝不会是一种以牺牲稳定性为代价来换取相对适应性的法律；而缺乏公众认同感和信任度的法律是不可能会具有健康的权威的。从这一点看来，稳定性是树立并保持法律权威的前提条件之一，而法律权威的构建和维系也始终都离不开法律稳定性的支持与配合。而法律的频繁变动性，由于极易导致法律内容之间的冲突，且使人们无法认识、知晓或充分了解不断增多的法律法规的内容，使许多法律都难以真正起到指引、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因而会对法律的权威造成极大的损抑；此外，法律的频繁变动性还会带来执法者执法的障碍及司法者司法的困难，这必然会影响法律的实效，从而间接影响法律的应有权威，为权威瑕疵的产生打造了另一诱因。
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步伐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我们相应加大了法制建设的力度，先后制定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用法制来推进和保障改革开放的决心。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无遗憾地看到：我们追求法治的良好愿望及与之相伴随的立法数量的增多并没有使许多法律树立和保持其应有权威；相反，由于过分追求立法的数量，我国法律的质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许多法律都含有严重的权威瑕疵。因为，我国现行的许多法律都是以牺牲法律的稳定性为代价来成全其适应性的。这种成全在一定限度上挽回了法律的一点“面子”之外，却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为例。1987年9月5日，我国制定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但该法在实施后还不到8年的时间里便已问题层出，不仅因其严重的保守性和落后性而无法适应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紧迫需要，且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此，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8月29日对该法作出了修改，而由于这次修改的立法指导思想仍趋保守，导致修改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仍旧无法满足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又被迫于2000年4月30日对该法进行再次修改。这三次大的修改，充分暴露了我国立法质量的缺欠，也使得该法的权威性骤减，以致许多人都不仅对《大气污染防治法》所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不以为然，且甚至不认为该法也是由国家强制力加以保障实施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也都须严格遵守的法律，这无疑为有关机关的执法增设了许多障碍。在短短13年的时间里，一部法律便被三易其稿，这种情况在我国当代立法史上并非特例，相反，它已经成为我国立法实践中一种很为普遍以致许多人都习以为常的现象。这种的现象之普遍其实在我国现行宪法的变动史上也反映得极为明显，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颁行的，迄今已进行了数次修改，其中，在最近的一次修改——即1999年修宪的尘埃刚刚落定，人们对新宪法的内容才刚有初步认识的时候，新的修宪活动便伴随着“三个代表”在党政生活中的确立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党中央甚至还专门提出了修宪建议。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对法制日益重视的同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法律在适应性方面所存在着的严重缺陷。而正是由于这些严重缺陷的存在，以致立法实践中不得不通过牺牲法律稳定性的方式来弥补其适应性不足的缺欠，而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广大公众对立法内容把握难度的增加，影响了人们对立法本应有的情感和信任，从而最终引诱发了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产生，使得不少法律都缺乏本应有的权威。
二、变动性权威瑕疵的矫治途径：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协调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实质是由于立法者对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关系的不恰当处理而导致的法律权威的一种病变。因此，矫正这种瑕疵实际上就是要求正确合理地处理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我国以往的大多数的立法是以牺牲法律的稳定性为代价来成全其适应性的，这在强化了法律效能的同时，却也为法律带来了变动性权威瑕疵，从而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很不可取的。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深入，这种做法必将以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而为我国的立法所摒弃。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都要求有高质量和健康权威的法律来保驾护航，探讨协调法律稳定性和适应性关系的有效途径，谋求建立二者之间关系的最佳模式，以保证法律权威的有力发挥和有效维护，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种矫治策略：
（一）适当发展判例法
判例是由一定司法机关（通常是最高法院）公布的要求本级或下级法院在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时予以遵循的具有典型性或制作良好的判决。[3] 判例法是关于创制、借鉴并遵循判例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在普通法系国家，判例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法律渊源，而判例法之所以能够并得以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法律渊源，一方面是由这些国家的法律传统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知道，法律是用以规制社会的，而社会具有不可逆转和阻挡的前进性。这就极易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的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缺口的结合，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把这缺口重新打开。”[4] 所以，实践中需要有一种媒介来协调法律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弥合二者之间的这种“缺口”。而判例法由于本身具有一种成长机制，即：可以通过“法官用创制新判例的手段来修正或废除旧判例，用渐变的方式使法律适应变化了的形势”，[5] 无疑是满足这一需要的途径之一。因此，我们可以有步骤的发展判例法，创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判例制度，以此来平衡法律适应性与其稳定性之间的消长，防止并矫正由于内容的变动性而引发的法律权威瑕疵。
目前，我国尚无判例法，现行法律也未对判例的地位作出明确规定，但实践中的某些做法以及理论上的探究实际上已经为判例在我国司法过程中的运用及判例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开创奠定了良好的根基。如最高人民法院经常在其《公报》中刊载一些典型性的案例以说明和解释有关法律条款的具体运用，而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也往往都会参考这些案例，某些案例由于被长期反复参考，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判例的主要特征，只是缺乏立法上的明确确认而已。此外，理论界对我国古代及国外判例制度的研究已日益成熟。这些都为判例法在我国的创立做了良好的铺垫。
（二）加强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指特定的机关、组织和个人，依据法理、立法意图与目的，以及语法对某一法律或某一法律规范所作的解答与说明。[6] 它是顺利实施法律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最大限度协调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解决不稳定性所产生的法律权威瑕疵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律解释的必要性首先是由法律的稳定性要求决定的。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在内容方面必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否则，将难以发挥其对人们行为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作用；而由于任何法律规范都不可能完善无缺，必然存在各种缺漏，为了弥补法律自身所必有的上述缺陷，就有必要对法律作出必要的解释。其次，法律解释的必要性也是法律适应性的一个要求。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也不可能静止不变，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在法律不宜“朝令夕改”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法律解释来强化法律的适应性。可见，“法律解释在法律未作出修改或另立新法的情况下，通过结合新的情况对法律规范作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既保持了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又能适应已发展了的社会情况。”[7] 是协调法律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矫正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一个有效策略。当然，法律解释也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即必须在法定权限内进行，且必须与被解释的法律法规协调一致。除此之外，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无论运用何种方法进行法律解释，都还应当把握两条原则：一是要符合立法原意和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二是解释的结果不能损害和破坏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及统一性。[8]否则，这种解释将会对法律本身的权威造成更大的损抑。
（三）在具体法律中，突出基本原则的补充作用。
在许多情况下，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产生也与我们对各类立法中的基本法律原则的忽视有着很大关系。基本原则是法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任何部门法律体系中，都存在着围绕一定社会关系而抽象出来的法律原则。”[9] 这些法律原则可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而“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灵魂，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10] 一般而言，法律作为一种比较定型的规范，是不可能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情形规定得面面俱到、无一遗漏的。所以，实践中，有权机关在裁处具体问题时，经常会陷入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之中。在我国，这已成为法律频繁变动并进而产生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假如我们对各类法律中的基本原则予以充分重视和有效利用的话，完全可以避免掉许多这样的尴尬，更可以有效避免对法律的许多不必要的修改。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基本法律原则作为“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对具体法律规定的不足起着本能的弥补作用，它们是法律的内容之一，可以直接成为有权机关处理有关问题时的法律依据。而恰恰由于我们忽视了基本原则的这种弥补作用，对这些原则未能予以充分有效的利用，才导致了实践中在处理某些问题时找不到直接法律依据的情况的大量发生，而这类情况的不断增多又使得修改相应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最终导致法律的频繁变动和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产生（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得找不到直接法律依据，只不过，传统执法和司法格式下所形成的不当思维使我们没有将基本法律原则也作为法律的内容之一来加以审视，从而导致这些原则逐渐被“冰冻”而最终成为纯粹纸面化的规范。）。当前，在我国现行各部门法律中，都有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基本原则，如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自愿原则，刑法中的罪罚一致原则，环境法中的预防为主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在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与统一性，预防和矫治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这些原则，今后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都应当予以充分有效地重视和利用。
（四）提高立法的质量
法律始终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其作用主要是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秩序，因此，法律一般是对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另一方面，法律也是对人们未来活动的一种预见性指导。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顺利进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关系急剧变动，各种新的矛盾不断涌现。总结性立法由于具有滞后性这一先天缺陷，必然会导致法律为了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化而进行频繁的废弃或修改，从而破坏了法律的稳定性并进而对其应有权威造成一定损抑。就目前来看，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在我国当代各类立法中频繁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立法大都是在“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总结性立法指导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这就使得上述立法质量不高，缺乏足够的预见性和适应性，以致立法者不得不通过牺牲法律稳定性的方式来成全其适应性。因此，在矫正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方面，治本之道应当是提高立法的质量，增强其科学性和预见性，使其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以减少今后对其修改的可能性。为此，笔者以为，除应当加强相应立法理论的研究之外，应在我国大力提倡以专家立法为主的新型立法模式。当前，我国立法的质量普遍较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成熟和科学的立法理论作指导。所以，加强相关立法理论的研究便显得极为必要。此外，我国现行的立法模式也是制约立法质量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我国现行的立法模式是由国家的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这种立法模式尽管可以集思广益、有利于充分体现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但由于人大代表的层次参差不齐，许多人根本就不具备应有的学识，也不懂立法的实质性要求，导致立法的生命力不强，缺乏本应有的权威。而如果采用以专家立法为主的立法模式，由于绝大多数专家都是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深谙本行业的具体内情，且普遍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了解国内外相关的立法例，故而能够较好地保证立法的质量，防止法律产生变动性权威瑕疵。
当然，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矫正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立法工程，要真正实现法律具有健康的权威，仅有理论上的探讨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做多方面的实际工作。今后，随着理论界对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这一问题的逐步重视，我们在具体协调法律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关系方面必将会有更多抑或更可行的方案，在此基础上，我国法律的质量必将会有较大的提升，法律必也将会以其健康和至上的权威而在我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本文发表于《同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