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条例》的决议

（2013年3月27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查了《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由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条例


（2012年12月27日合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13年3月27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监督管理，提高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质量，建立公平、诚信的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公共资源交易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本条例所称公共资源，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被授权的组织所有或者管理的，具有公有性、公益性的资源。
第三条　公共资源交易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
第四条　公共资源交易实行目录管理。列入目录的公共资源应当采用招标、拍卖、竞价、挂牌、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进行交易。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五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共资源交易重大问题的决策、重大事项的协调和领导工作。
第六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公共资源交易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指导和监督县（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
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做好下列工作：
（一）依据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制定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程序和管理规定；
（二）对公共资源交易实施监督管理，受理公共资源交易投诉，依法查处公共资源交易中的违法行为；
（三）建立和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审专家库，建立公共资源交易信用管理制度；
（四）建立全程监控、联动执法等工作制度，逐步实行信息化管理。
第七条　财政、发展改革、城乡建设、国土资源、工商行政管理、交通运输、水务、房地产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有关的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工作。
审计机关、监察机关依法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实施审计、监察。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作为公共资源交易场所和服务平台。县(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其职责范围内，受理符合条件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依法开展公共资源交易，保存公共资源交易文件；答复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的异议。
第三章　交易目录
第九条　下列项目应当列入公共资源交易目录：
（一）依法应当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
（二）市级政府采购项目和县（市）、区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项目，以及市属非竞争性国有独资企业通用类货物采购项目；
（三）国有产权及股权交易项目；
（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项目；
（五）特许经营项目、经营性户外广告载体使用权出让或者租赁项目；
（六）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租赁项目；
（七）排污权等各类环境资源交易项目；
（八）国家、省、市规定应当列入目录的其他交易项目。
第十条　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由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会同相关部门拟定，报经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的修订，按照前款规定的程序实施。
第十一条　公共资源交易目录制定、修订，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并组织论证或者听证。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项，由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确定具体范围，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十二条　列入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的项目应当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交易。
鼓励未列入管理目录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交易。
第十三条　列入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的下列项目，应当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规定，确定代理机构代理交易事宜，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市、区两级投资以及县（市）投资限额以上的依法应当进行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
（二）市级政府采购项目、区级限额以上依法应当进行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的政府采购项目以及市属非竞争性国有独资企业通用类货物采购项目；
（三）市、县（市）、区国有产权及股权交易项目；
（四）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公共资源交易项目。
前款所称投资限额的规定，经批准后由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公布。
第四章　交易程序
第十四条　公共资源交易实行统一进场交易和结算、统一发布信息、统一竞得规则、统一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公共资源交易应当建立网络信息平台，及时发布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公共资源交易结果应当在公共资源交易网络信息平台进行公示。
第十六条　进场交易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受理：
（一）未经依法审批、核准的；
（二）权属有争议的；
（三）被依法采取限制措施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交易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单位可以根据项目需要，提出竞争主体资格条件。提出的竞争主体资格条件，应当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符合项目的合理需求，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排斥、歧视潜在公共资源交易竞争主体。
第十八条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单位要求变更交易方式的，应当经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报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公共资源交易资格审查委员会、评标委员会、谈判小组、询价小组的专家成员应当在评审专家库里随机抽取。
第二十条　按照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实行代理的建设工程以及属于标准定制商品及通用服务的政府采购项目，实行有效最低价竞得。在符合交易文件规定的资格审查条件、商务和技术要求的前提下，以提出最低报价者作为竞得候选人。
国有产权及股权交易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项目，实行有效最高价竞得。在符合交易文件规定的资格审查条件等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以提出最高报价者作为竞得候选人。
第二十一条　因交易系统故障致使交易不能进行的，或者因不可抗力致使交易不能进行的，应当中止公共资源交易。
交易期间的公共资源权属存在异议，尚未依法确定权属的，应当中止公共资源交易。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交易：
（一）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有关行政执法机关确认项目单位对其委托交易的项目无处理权的；
（二）项目自委托之日起因项目单位原因三个月内不进行交易，经催告后七日内无正当理由仍不进行交易的；
（三）依法应当终止交易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公共资源交易竞争主体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交易文件、交易过程、交易结果侵害了自身合法权益的，可以在法定时限内以书面形式向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单位或者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异议。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单位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七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第二十四条　按照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实行代理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应当实行投标担保、低价风险担保和履约担保。
第二十五条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单位和公共资源交易竞得者，应当按照交易文件的要求及时签订合同，不得另行签订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第二十六条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单位应当在公共资源交易合同签订后七日内，向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单位，对于应当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场所进行交易的项目，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采取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予以规避；
（二）擅自中止、终止交易；
（三）擅自拒绝签订合同或者提出额外附加条件；
（四）与公共资源交易竞争主体或者评审委员会成员恶意串通。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单位，应当及时确认公共资源交易信息，收取履约保证金，履行合同备案、交易项目验收等职责。
第二十八条　公共资源交易竞争主体应当遵守交易活动的程序与规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他人名义交易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项目竞得；
（二）恶意串通或者通过行贿等违法手段谋取竞得；
（三）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获取证明材料进行质疑或者投诉的；
（四）擅自放弃项目竞得资格、不签订交易合同、不提交履约保证金和低价风险保证金等担保、在项目实施中降低技术标准。
第二十九条　公共资源交易中介机构应当遵守交易活动的程序与规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泄露应当保密的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二）与项目单位、公共资源交易竞争主体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三）在交易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四）在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
（五）隐匿、销毁应当保存的交易文件或者伪造、变造交易文件。
第三十条　在项目评审过程中，专家成员应当按照交易文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评审，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私自接触公共资源交易竞争主体和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二）向项目单位征询确定公共资源交易竞得者的意向；
（三）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
（四）排斥特定公共资源交易竞争主体的要求；
（五）擅离职守等其他渎职行为。
第三十一条　公共资源交易竞争主体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异议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依法向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投诉。
投诉时不得以投诉为名排挤竞争对手，不得进行虚假、恶意投诉，不得阻碍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三十二条　公共资源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根据调查和取证情况，对投诉事项进行审查。投诉属实且交易活动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处理。
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处理投诉时，有权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调查有关情况，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必要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投诉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书面处理决定；需要进行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内。
第三十三条　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单位和竞争主体以及从业人员信用管理机制，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记入不良信用档案。
第三十四条　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公共资源交易的履约行为加强监督检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有违反法律、法规及本条例规定的，由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处理。
第三十六条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擅自中止、终止交易的，由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不及时确认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的，或者不履行交易项目验收等职责的，由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公共资源交易竞争主体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项规定，擅自放弃项目竞得资格的，或者在项目实施中降低技术标准的，由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竞得项目金额10‰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负有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以及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未构成犯罪的，由监察机关依法予以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试析制宪权通过文化认同获得权威

　　　　　　　　　　　　北安市人民法院 乔铁军

　　制宪权理论用“政治决断”解释了“人民”参与构建国家时作出的授权。但在现实中，采用制宪形式构建的政权并不总能获得人民的真实认同。当代立宪主义语境下，无论是构建国家，还是确立政权权威，执政者掌控和行使权力形式上都必须满足人民认同这个正当性标准，人民是根据文化统一行动的；所以，人民的统一认同实质上表达了文化的认同。只有在符合人民文化认同的权力话语基础上，才能构建起真正符合宪政精神的权威。人民如何要避免被僭越的危险，保证权力获得权威呢？那就必须要对权力作出真实的权威判断。
　　针对这个问题，韦伯提出了权威的类型化分析，试图通过探讨特定权威的内在规定，为权力获得权威确立起相应的规则。虽然现实中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单独对应他所说的某一类权威，不过当代立宪主义国家已经普遍接受了法理型权威为最重要的一种权威。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的团体成员服从一种“经由协议或强制的手段来建立”的“理性”所创制的规则，所有人都受到这种规则的“权力笼罩”，即所有人的服从或同意。这种规则的权力是掌权者获得权威的依据。然而，获取权威所需要的“所有人的同意或服从”是如何作出的，即什么是找到韦伯所说的“理性规则”及其程序呢？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论，建立一种找到人民真实意志的程序机制。他直接穿透了统一体形式，回归到以具体个人为单位的社会，提出个体通过平等自主的交往，表达对权威的认同，“随着从公民互相承认权利的横向社会联系到进行纵向社会联系的国家组织的过程，公民的自决实践得到了建制化……一种同主观自由内在地交叉的人民主权再一次同国家权力相交叉”，他走出了纯粹以政治统一体为主权权力的结构，在公民的自主聚集、论坛或其他团体中的自主交往循环中寻找人民意志。此时，人民对权力的权威判断是“通过一种建制分化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交往预设和程序而得到实现的。”(11)即使不考虑这种“建制分化”的程序最终如何形成整体判断，哈贝马斯的交往程序理论必须要在平等自主的基础上推进，这就将交往规则变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如此便又回到韦伯理论中留下的问题上，即人民作出同意或服从的规则是什么。无论是“理性”还是“自主交往”，要突破掌权者所操控的规则限制，保证人民自主表达权威判断，并形成政治统一体对权力的真实权威判断，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人民统一判断的形成路径在哪里？
　　统一判断，是施密特所说的“政治意识”，本质上就是人民的一种“共识”，它是人民能够形成政治统一体的关键，并直接指向制宪权所表达的政治意志。在施密特的制宪权分析中，这个政治意志构成了之后所有权力、权威有效性的“存在基质”，该“基质”凝聚了人民成为政治统一体的共识，并进一步成为人民对权力作出统一权威判断的基础规定。可见，“存在基质”是找到共识路径的重要基础。
　　“存在基质”表述在行使制宪权产生的实定宪法中，虽然不能认为这就能完整表达出政治统一体意志，但是它确是“包含着对特殊的整体形态有意识的规定，而这种整体形态是由政治统一体自行选择的。”暂时抛开“有意识的规定”表达的局限性，理论上讲，实定宪法是根据制宪权主体“前宪法”状态下的意志，对国家权力存在形态作出的有效决断，(12)这种表述过程说明，“存在基质”诠释的是“前宪法”状态下人民的意识，它是“有意识的规定”得以形成的基础。实际上，这个基础在定义项上完全与文化(13)的概念同义。文化指引了人民达成共识。可以说，人民正是在文化的支配作用下，选择了政治统一体具体的存在形式。文化才是决定政治国家权力是否能够获得权威认同的根本性规定。
　　就文化在权威形成中的作用，亨廷顿就早已指出，在冷战结束之后，“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国旗正在被正确地高高挂起……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14)可到了新千年，当市场经济浪潮急速席卷全球时，这种由旗帜标示的文化认同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政治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于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以“适度国家”为展开论述的视野，指明美国对伊拉克政权的民主化改造之所以失败，只是没有找到适度的“国家强度”：“‘华盛顿共识’本身并没有错……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家在某些领域必须弱化，但是在其他领域却需要强化。”(15)试图将政权形态的判断，转换为一个纯粹数量学的技术问题。对此齐泽克批评福山指出：“基本的前提预设还是老一套……则我们都是美国人。那是我们的真实欲望——因此，所需的一切，就是人民一个机会，把他们从强加其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于是他们就会加入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梦想之中。”(16)
　　美伊战争以失败收场，已经印证了：文化差异产生的隔阂无法由掌权者的权力优势而打破。在文化发挥作用时，首要便是界定自己所支配人群范围，辨识谁是“人民”，在这个范围内，人民才能遵循统一文化规则、能够形成统一意志，并成为具有统一行动能力的主体。这种作用机制被称为是文化认同，它支配着人民形成政治统一体，并参与构建国家。文化认同规定了人民对共同事务形成统一认识的规则和表达方式，直接作用于根本共识。对此，文本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种解决方案：找到文化认同；用它来寻求人民真实的政治意志，并通过它来实现对权力的权威判断。
　　伊拉克也许只是一个冷战后的局部战场，但是它却成为一个醒目的政治地标，提醒人们重新审视立宪主义国家构建的根本规则：掌权者必须根据文化认同获得人民的权威认同，而不是根据拥有权力这个事实本身。实际上，恩格斯早年在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国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重视到这个问题。因为“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作为社会自我组织的手段，国家虽然在“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甚至“日益同社会相异化”，但仍始终服从“从社会中产生”这个根本规定。(17)这说明，人民不单是对国家组织的需求者，更是组织国家的主体。参与组织构建国家的人民正是借助于文化认同来表达自己对国家的需求。此时，国家因为产生于社会，所以它是以社会的边界为边界的，它正是文化认同在界定“人民”时构建起来的。所以，美伊战争的“美国梦”之所以会破灭，并不是因为“美国梦”本身是否美好，也不是因为伊拉克人民是否懂得“领情”。而是因为两个社会的“人民”不同，只有符合本土文化认同的权力才能获得人民的权威认同，也只有这种权力才能满足人民对国家的组织功能需求，确立起有效的社会统治。

相关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Ⅱ)：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309页。
(2) 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8、86-89页。
(3)此处采用人类文化学的“文化”定义，这一领域对它的定义一般基于对“历史”或“传统”、“社会成员”或“民族”以及“行为”、“正当理由”或“规则”等范畴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讨论而展开。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2页；参见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2-16页；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5页以下。因此，本文对“文化”作这样的理解：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特定的自然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其他具体的时代条件等因素，在特定人群中形成的一套观念体系，它决定了这个群体中各个成员所共遵的生活信念、思维方式、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等。
(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5)[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6)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伊拉克：借来的壶》，涂险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页。
(7)参见[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