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蒋传光


“法治文化”是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相比较法律文化的研究而言，对法治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法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其内涵是什么，它与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法律文化有何联系和区别等，这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法治文化的概念

对法治文化，目前有各种解读。具有共识性的观点认为，法治文化应该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是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

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以追求民主、自由和权利保障为目标，在一定的治国理念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模式确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具体而言，法治文化就是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其核心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的确立，以及在此理念支配下相应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立与运行。目前在法治理论研究中，一切对法治内涵的揭示，对法治社会表征和遵循原则的描述与总结，法治运行机制的建构和实践活动，诸如法治的价值目标追求、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法治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法治的实现状态等，都属于法治文化的内容。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法律文化。从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的概念及结构比较来看，两者都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部分，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在逻辑关系上，法治文化应归属于法律文化的范围之内，法律文化的外延大于法治文化的外延，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一种形态、一个阶段，是一种与人治文化相对立的先进法律文化。法律文化除了正面的法治文化以外，还包括非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与联系。首先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历史属性。两者都是人类社会本身生成或演进的产物。正是在一国法律（法治）实践的时间流变中才形成相应的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但是由于受法律（法治）实践的条件所限，法律文化更可能强调传统性，而法治文化更凸显现代性。但是由于现代和传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这种区分仅仅具有学理上的价值。

其次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实践关联性。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都具有浓厚的实践关联性，即作为文化的法律或法治都是人们法律实践积累而成的。没有人们具体的法律实践，不可能形成所谓法律文化或法治文化。正是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作为文化的法律或作为文化的法治才可能成为一种存在，而成为一种治国理政和纠纷解决的经验及智慧。

另外，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实践可转化性。无论是法律文化的倡导者还是法治文化的信奉者，二者都关注制度层面背后人们的生活模式对法律的影响。只不过在研究层面上，法律文化研究者更关注规则背后的因素对于规则适用的有效性和实效性的制约，寻求通过破解传统或通过传统来实现法律现代化的路径。而法治文化的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人类一些普适性的要素，如民主、自由、人权等。但从实践考察，由于法治文化的普适性存在一定的限度，在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需重视“本土资源”或“民族精神”，而法律文化则能提供相应的资源。同时，法律文化可以转化为法治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中的一些合理的、适合法治现代化的因素，则更能促进这种转化。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首先，两者的区别在于研究背景的不同。法律文化更主要的是回应和解释，法律作为一套规范体系与法律规范背后的习惯、传统和长期养成的社会心理等因素之间存在悖论和冲突。特别是当这种悖论和冲突影响具体司法案例判断或具体立法的议案内容的时候，则更为凸显法律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既有的法治建设的一种反思和重新思考的产物，更多地回应了人们对于谋求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人权等的诉求，特别是在精神和理念层面要求人们去信任法律、信仰法律。

其次，两者的价值判断不同。一般认为，从形式意义上，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差别，两者的实质性差别体现在内容上，即法律文化为中性概念，而法治文化为价值概念。从内容上比较，法律文化中既有正面的价值判断，也有负面的价值判断；而法治文化则是正向价值判断的文化类型。但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仅限于此还不够，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比较。

我们在肯定法治文化的正价值取向的同时，要对法治的理念和法治的实践加以区分。我们要看到法治文化作为价值目标追求，是衡量法治实践的标准。但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许多对法治文化认知的不利因素。换言之，法治文化在实践中展现给人们的并不都是美好的一面。

法治的手段本身具有局限性。法律以其特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对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我们看到作为法治手段的法律在作用于社会生活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据庞德的观点，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有些限制产生于对适用法律的事实，在其确定中包含着的各种困难。确定事实是一个充满着可能出现许多错误的困难过程，错误认定曾导致过许多错判。第二，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义务难以捉摸，它们在道德上很重要，但不能在法律上予以执行。第三，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严重侵犯重大利益的行为，其所使用的方式微妙离奇，而法律手段对这些利益的保障却无能为力。第四，有些限制产生于对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许多重要的关系以及某些严重的不良行为不能适用规则和补救等法律手段。换言之，法律惩罚的范围是有限的。第五，有些限制产生于为了推动和实施法律，必须求助于个人的必要性。因为法律不会自己实施，一定要有人来执行法律，人的素质对法律的实施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法律在社会控制中担当主要功能时，还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

法治文化可以分为理念上的法治文化和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从理念上看，法治文化包含了人们对于法治国家建设实现的一系列理想和正当性的价值追求。但是理念上法治文化的实现必须通过具体的制度性的法治文化来达成。至于能否说所有的制度性的法治文化都具有正面价值的判断，这就需要具体的法治实践的检验，同时受制于落实法治制度的具体社会条件等一系列因素。

在法治实践中，每个法治价值要素的实现并不都是均衡的。在法治价值目标中有各种构成要素，每个价值要素对法治社会的构建都是重要的和必需的。但在法治实践中，并不能保证每个法治价值要素的实现都是均衡的。可能的情况是，在追求法治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会导致法治价值目标各要素之间的失衡，即在追求一个价值目标时，可能会影响或者损害另一个价值目标，从而导致人们对法治的信赖缺失，比如在司法理念中，强调程序正义优先，在实践中，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有可能牺牲实质正义。这从法治的理念上可以得到解释并被视为正当，但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得到当事人及普通公众的认同，难以达到主流话语中的社会效果，从而损害法治的权威。

法治文化的特点

与在价值判断上具有中性意义的法律文化相比，作为正价值取向的法治文化有以下特点。

制度层面上应是良法善治。法治社会应是良法之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所谓良法，即所制定的法律要遵循正义、道德、公平、正当程序、个人权利和尊严的理念，并且在现实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加以贯彻。具体地说，符合良法标准的法律，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法律必须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各种民主权利、政治自由和经济社会的文化权利。法律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正义需求，不仅要满足人们的效率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公平需求，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秩序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自由需求，避免法律存在偏重秩序和国家利益追求，无形剥夺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出现公平沦落的现象。

政体的组织机构应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模式。法治社会的构建不仅要确立法治的精神和理念，要有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完备的法律体系，还要有与法治要求相适应的政体组织机构，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法治视阈下，不论采取何种政体模式，对各种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法治理念是不能违背的。

社会治理遵循理性规则之治。法律是理性的体现，理性能使人们更公正、更平和。作为一种理性规则，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私力救济，把各种社会冲突和纠纷的解决纳入秩序化和程序化的轨道上。现代社会的多元利益冲突、互动与整合，孕育了自生自发的理性秩序规则。这种理性秩序规则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仰赖于公民的规则意识。因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竞争与合作中，既要竭力主张其自身利益和自由平等权利，同时又必须作出必要的妥协、让步与合作，而这种妥协、让步与合作的基础就是理性规则。

公民的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能得到有效保障。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以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是当代法治理念的精髓。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就是要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认真实现，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以公民利益为重，尊重公民主体地位，依法保障公民的各项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保证民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使民众切实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而具有幸福感，从而自觉接受规则的约束和秩序的维护。

社会各类主体具有自觉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确立法治意识和理念，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公民规则意识。公民规则意识就是公民在对法律信仰、认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自觉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作为公民意识内涵的一个核心层面，公民规则意识的培养应着重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包括积极的权利主张与合法权利的保护两个方面。二是权利行使的正当性意识，或正当程序意识。这种正当性的要求，就是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要讲程序，遵循一定的规则，不能滥用权利。三是权利的节制意识。对权利的节制，就是要合理限制某些权利，使之符合所处时代、所处社会的道德、法律、经济发展状况、文化等多种价值取向。当然，人们的权利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四是自觉守法意识。守法意识，即尊重法律、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的意识。五是社会公德意识。

法治思维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思维模式。法治思维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是一种国家治理的理念、视角和思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它不仅是社会治理中的价值追求，更主要的是一种治国方法、手段的选择，在社会治理的各种手段中，更侧重于法律规则和法律手段的运用，强调依法办事。法治的实现，不仅仅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把法治变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维模式，即法治思维。具体而言，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把法治思维模式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思维模式，就是要注重法律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完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确立公民和各级政府机关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引导公民对待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纠纷，寻求理性的解决手段。

法治的模式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从文化考察的视角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法治的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中外的法治实践也已证明，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试图复制或完全照搬别国的法治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法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已被证明的最佳治国方法，并为人们所推崇。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法律文化传统、国情不同，其模式也不应是单一的。事实也是如此。以法律文化传统来划分，目前世界上就有民法法系、普通法法系、伊斯兰法系和混合法系等不同模式。在同一法系内部，各国又有很大差异。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下发《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2002年7月19日　高检发[2002]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已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会讨论通过，现予下发，请认真贯彻执行。1999年4月下发的《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反腐败工作，明确各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应负的责任，增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自觉性，保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公正司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结合检察机关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必须坚持《规定》所确定的各项方针、原则，按照《规定》和本实施办法确定的责任分解、考核、追究等具体规定，落实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第三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领导干部是指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纪检组长、政治部主任，下同）、党组成员以及各内设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

　　 第二章 责任分解

　　第四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按照《规定》第六条所列内容，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
　　第五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对本院、所辖地区检察机关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
（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反腐败工作列入领导议事日程，落实当地党委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分析本院、所辖地区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状况，研究制定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对本院班子成员和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及党组成员党风廉政建设实施监督，适时进行廉政谈话，做到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管好班子，做好表率，带好队伍。
（三）主持召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对照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四）组织领导查处本院工作人员和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及党组成员违法违纪案件及检察干警严重违法违纪案件，并及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查处情况。
（五）按照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六）对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提出要求，适时组织作风纪律整顿。
（七）完善党风廉政制度，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领导制定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措施，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副检察长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
（一）对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同时部署，并加强监督检查。
（二）对分管部门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实施监督，适时进行廉政谈话。
（三）召集分管部门负责人分析干警思想状况，研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措施，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四）对分管部门开展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党性党风党纪和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提出要求，适时开展作风纪律整顿。对分管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每半年进行一次总结讲评。
（五）支持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分管部门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
　　第七条 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
（一）组织干警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文件、要求及规定，联系实际制定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措施，并组织实施。
（二）对本部门干警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实施监督，适时进行廉政谈话。
（三）对干警进行廉政教育，安排工作时，提出遵守工作和办案纪律的要求，并进行检查监督；总结工作时，对执行廉政规定和纪律的情况进行讲评。
（四）掌握干警思想动态，发现违法违纪苗头问题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并积极主动做好工作，防微杜渐。
（五）支持和配合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本部门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组织干警查找原因，汲取教训，制定措施，加强整改。

　　 第三章 责任考核

　　第八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设立由检察长任组长，纪检组长、政工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党风廉政建设日常领导工作，研究落实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任务，组织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考核和责任追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第九条 责任考核由各级人民检察院政工部门组织实施，纪检监察部门和机关党组织配合。
上级人民检察院政工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对下一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考核工作。
政工部门、机关党组织负责对本院所属部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考核工作。
　　第十条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考核，可与领导班子考核、干部考核、年度考核以及基层检察院建设考核结合进行，每年一次。
领导班子成员发生严重违法违纪问题以及一个地区（单位）发生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人对该地区（单位）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进行专项考核。
领导干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应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下级人民检察院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民主生活会的情况时，应对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作出评价。
　　第十一条 纪检监察部门可以通过参加有关会议，查阅有关记录、文件、材料，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听取群众意见，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发生严重违法违纪的单位和部门，要进行跟踪监督检查，严肃查处，限期整改。各省级检察院组织检查工作时，要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情况作为重要内容进行检查。
　　第十二条 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考核结果，应作为对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检察长，要加强对考核工作的领导，带头落实《规定》和本实施办法。每半年至少听取一次有关部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情况的汇报，适时提出具体要求。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政工部门根据《规定》和本实施办法，制定考核标准和实施细则。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五条 实施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纪，客观公正的原财；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掌握政策，区别对待的原则。
　　第十六条 实施责任追究，要正确区分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凡属集体研究决定的问题，主持研究的领导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参加研究的其他领导干部负重要领导责任；对决定的问题提出正确意见而没有被采纳的，不负领导责任；由领导干部个人决定或批准的，决定或批准人承担主要领导责任。
主要领导责任是指按照《规定》和本实施办法，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发生的问题负直接领导责任的。重要领导责任是指按照《规定》和本实施办法，对应管的工作或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发生的问题负次要领导责任的。
　　第十七条 凡因领导干部工作不负责任，失职、失教、失察、失管、失究而导致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该领导干部要承担领导责任。
（一）干警严重违法违纪，追究其部门负责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
（二）部门负责人严重违法违纪，追究主管领导和检察长的责任；
（三）领导班子成员严重违法违纪，追究检察长的责任；
（四）发生干警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索贿受贿、刑讯逼供的案件或违法办案致当事人死亡、伤残、脱逃以及其他重大责任事故，在追究部门负责人和主管领导责任的同时，还应视情追究该院检察长的责任；
（五）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违反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及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法违纪的，该领导干部承担领导责任；
（六）借调人员在借调期间严重违法违纪的，追究借调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领导的责任。
　　第十八条 责任追究的方式包括党纪处分、检察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和批评教育等。本实施办法适用检察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和批评教育三种形式。
检察纪律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组织处理包括调整工作岗位、引咎辞职、免职、调离检察机关；
批评教育包括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检查、到上级检察机关检讨责任。
上述追究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十九条 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和本实施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纪律处分、组织处理或批评教育：
（一）对职责范围内发生的严重违反党和国家政策的问题以及上级检察机关明令禁止的问题不制止、不报告、不查处或者支持、纵容、授意下属人员搞不正之风的，给予负主要领导责任者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处分；给予负重要领导责任者警告、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记大过、降级处分。
（二）对职责范围内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隐瞒不报、压制不查或不依法依纪处理的，给予负主要领导责任者警告、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记大过以上处分；给予负重要领导责任者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三）职责范围内发生违反中央政法委员会“四条禁令”、最高人民检察院九条“卡死”硬性规定、《检察人员廉洁从检十项纪律》、《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必须严格执行的六条规定》及其他有关办案纪律，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索贿受贿、刑讯逼供的案件，或违法办案致当事人死亡、伤残、脱逃及发生其他重大责任事故，致使国家、集体资财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案件，给予负主要领导责任者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给予负重要领导责任者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
（四）职现责围内发生违反《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管理规定》，贪污、侵占、挪用、使用、私分、私存、调换、外借或用其他方法擅自处理扣押、冻结款（包括孳息）物的，给予负主要领导责任者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处分；给予负重要领导责任者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
（五）职责范围内发生乱收费、乱罚款、拉赞助或私设“小金库”的，给予负主要领导责任者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处分；给予负重要领导责任者警告、记过、记大过或降级处分。
（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及上级检察机关关于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选拔任用干部，或者调进不合格人员的，给予负主要领导责任者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处分。明知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仍予提拔任用的，给予负主要领导责任者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给予负重要领导责任者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
（七）对配偶、子女违反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从业的规定或对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知情不管的，给予记过、记大过处分；包庇纵容的，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八）授意、指使、纵容下属人员阻挠、干扰、对抗监督检查或案件查处的，或者对检举控告人、证人打击报复的，给予负主要领导责任者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给予负重要领导责任者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
（九）其他违反《规定》和本实施办法的行为，视情节分别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二十条 第十九条所列情形虽构不成撤职以上处分，但领导干部本人不再适合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应当引咎辞职，本人不提出的，应当责令其辞职或对其免职。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追究责任时应当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
（一）自查自纠，敢于揭露问题、主动发现问题并严肃查处的。
（二）对发生的问题不隐瞒、不袒护，积极主动配合组织调查处理，认真吸取教训并切实整改的。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或加重处理：
（一）拒不承认错误，推卸、转嫁责任的。
（二）对上级的调查处理不配合、不支持或设置障碍的。
（三）发生问题后不积极主动采取补救措施，致使危害结果扩大的。
　　第二十三条 职责范围内发生严重违法违纪的，所在单位和负有责任的领导者，当年不得评为先进。
　　第二十四条 实施责任追究，各级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纪律处分，政工部门负责组织处理。批评教育等其他追究方式，纪检监察和政工部门都可以运用。
　　第二十五条 对各级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负责人、所属事业单位负责人的责任追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和政工部门负责实施；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及其他班子成员的责任追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和政工部门负责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干部实施责任追究。
　　第二十六条 需要给予党纪处分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商请当地纪委实施。
　　第二十七条 需要给予检察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人民检察院监察工作条例》、《检察官纪律处分暂行规定》等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八条 需要给予组织处理的，由政工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应当追究领导责任而不追究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要追究对不追究行为负有责任的单位或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实施办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