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

1984年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开展以来，各地检察机关提出了一些有关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后，现对这些问题答复如下：一、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对过去作过不捕、不诉、免诉决定，或作过党纪、政纪、治安处罚以及其他处理的人员，是否可以重新批准逮捕或起诉？
对这部分人，是否可以重新批准逮捕或起诉，要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1）原处理正确的，不再重新处理；原处理偏轻，没有发现遗漏罪行或新的犯罪行为的，也不再重新处理。
（2）处理后有一般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不予逮捕、起诉。
（3）处理后发现有遗漏罪行或新的犯罪行为的，应根据遗漏的罪行或新的犯罪事实，依法处理。
（4）原罪行严重，处理畸轻，群众意见很大的，应撤销原决定，重新逮捕、起诉。二、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是否仍应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适用刑罚？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在这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仍要坚持按照犯罪分子的不同表现，区别对待。对于主动投案自首（包括在亲友规劝、陪送下自行投案的），如实供述自己及同伙所犯罪行的；在押犯老实交代自己全部罪行的（包括公安司法机关没有察觉、掌握的其他罪行）；对检举揭发其他犯罪分子经查证属实的，以及在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有其他立功表现的，都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对于拒不交代自己及同伙所犯罪行的；作虚假供述的；互相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的；为逃脱罪责诬告陷害他人的；不服管教，起哄闹事，危害监所安全的，以及有其他抗拒行为的，在处理时，都应从严从重惩处。
三、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怎样执行批准逮捕人犯的条件？
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批准逮捕人犯仍要坚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条件，不得随意变动。批准逮捕人犯还必须依法要求公安机关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检察机关认真审查后，对需要逮捕的，应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书》。有些地方简化或取消批捕法律文书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四、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对起诉案件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对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必须查明的事项，作了明确的规定，应坚持执行。当前，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审查起诉要注意以下几点：
（1）要坚持“两个基本”，即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和基本证据确凿。同时，注意查明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2）要查明认定犯罪的性质和罪名是否正确；
（3）要依法讯问被告人；
（4）要坚持制作法律文书。五、当前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中，怎样执行《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中，执行《刑法》第十四条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应注意掌握以下几点：
（1）犯罪时不满十四岁的，不要批准逮捕，也不要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对已收审的，可以建议公安机关采用其他方法处理；
（2）对《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的范围，可以按照中发〔1983〕31号文件规定的七个方面的犯罪掌握。六、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对书写反革命挂勾信的犯罪分子应当如何处理？
关于书写反革命挂勾信的犯罪分子的处理问题，高检院曾于1981年9月14日以（81）高检发（办）34号文件转发了《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坚决打击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写信挂勾的犯罪分子的通知》。在这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仍应按照这个通知的规定执行。七、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泄露机密，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应如何处理？
根据中发〔1983〕31号文件关于在这场斗争中凡是泄露机密，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不论其职位高低，都要受到党纪、政纪、军纪和国法的严厉制裁的指示精神，对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泄露机密。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要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在打击刑事犯罪斗争行动前，有关打击的计划、部署和安排都属于国家重要机密。国家工作人员故意泄露上述机密，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致使犯罪分子逃跑、匿身，逃避打击，情节严重的，应按《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政法、公安干警在执行逮捕、拘留任务的时候，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致使犯罪分子逃跑、匿身的，按照《刑法》第一百九十条以私放罪犯论处。对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泄密行为，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由有关部门给以党纪、政纪、军纪处分。
八、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对已被收审的人员需要提起公诉的，是否可以不经逮捕，而由检察机关直接提起公诉？
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如果被收审人员的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又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就应依法逮捕，然后起诉。九、对传授犯罪方法的犯罪分子，是按教唆犯所教唆的罪行起诉，还是按传授犯罪方法罪起诉？构成这种罪，有什么具体要求？
传授犯罪方法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很大，是当前严厉打击的重点之一。对犯这种罪的，应按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二条规定的传授犯罪方法罪认定罪名，提起公诉，不要按教唆犯罪起诉。根据《决定》的规定，无论任何公民，只要故意实施了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又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就构成了此罪。至于接受人是否去实施犯罪行为，并不影响此罪的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的后果是否严重，只是认定情节是否严重的根据之一，并不是决定是否起诉的根据。十、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是否可以不采用“免予起诉”这种法律手段？
“免予起诉”是我国长期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项成功的经验，并已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手段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下来。正确适用免予起诉，可以体现国家对犯罪分子实行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有利于促进犯罪分子的改造，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过去，有些检察院把一些本应起诉的案件也作了免诉处理，扩大了免诉的范围，以致对这些刑事犯罪分子打击不力，这是应当注意纠正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取消“免予起诉”。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检察机关应当根据被告人的不同情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分别正确运用“起诉”、“不起诉”、“免予起诉”、“撤销案件”等法律手段，全面体现党的政策。
十一、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检察机关办理盗窃案件，对起诉起点数额应如何掌握？
对盗窃案件的起诉起点数额，全国不宜作统一规定。各省、市、自治区检察院应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治安形势和盗窃犯罪情况，主动与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协商，提出具体意见，报请党委批准后内部掌握执行。各省、市、自治区在确定这个数额的时候，可参考过去的有关规定
。十二、执行死刑临场监督的检察人员，在临场监督过程中，发现死刑犯喊冤，或要求交代、揭发、检举重大案情或案件时，可否建议暂停执行？
死刑犯在死刑执行前喊冤，或要求交代、揭发、检举重大案情或案件的，检察院临场监督人员可建议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暂停执行，以利进一步查明案情，更准确地打击犯罪。但明知罪犯作上述表示是欺诈行为时，不应建议暂停执行。十三、罪犯和劳教人员在服刑和劳教期间又屡次偷窃、抢夺他人财物的，或鸡奸、通奸的，严重影响监管秩序和改造工作的进行，是否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罪犯和劳教人员在改造中发生上述行为，是抗拒改造，破坏监管秩序的违法行为。对偷窃、抢夺的数额虽然不大，但屡教不改的，应予起诉，追究刑事责任，并比照发生在社会上的同类案件从重惩处。对鸡奸、通奸行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屡教不改的，可按流氓罪提起公诉。
十四、劳教人员多次逃跑，但没有新的犯罪，可否逮捕、起诉？
对多次逃跑的劳教人员如无新的犯罪行为，不应逮捕、起诉，可由劳教单位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延长劳教期或注销城市户口送边远地区劳教的方法处理。十五、对被判处和核准死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死刑的命令下达以后交付执行以前，检察机关是否还可以提讯？
为了防止错杀，对被判处和核准死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死刑的命令下达以后交付执行以前，如果罪犯本人或其家属提出申诉，或者检察院认为判决可能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进行提讯。


龙勃罗梭：天生犯罪人论

西南民族大学03级法学5班 王璐


内容简介：近代犯罪学史基本上就是犯罪原因学说史。龙勃罗梭是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天生犯罪人理论在实证主义哲学和进化论理论的影响下产生了，在理论的前后两个时期，龙勃罗梭对人之所以会犯罪经历了从基因决定到综合因素决定的变迁。尽管天生犯罪人论受到批判，但是他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犯罪原因的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人类学派 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 天生犯罪人论 综合犯罪原因论


通常认为，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是犯罪学研究的对象。其中犯罪现象是指一定时空中表征、状述和反映犯罪原因并被犯罪原因所决定，进而为预防犯罪提供依据的有关犯罪和犯罪人的非刑法条文形态的诸经验事实的总结。犯罪现象是犯罪原因的结果，是一种表浅、直观的经验事实。而近代犯罪学史基本上就是犯罪原因学说史。近代犯罪学兴起始于对犯罪原因的研究，狭义上的犯罪学即犯罪原因学，即使广义上的犯罪学也以犯罪原因理论为核心部分。同时，罪因理论的基本价值体现在犯罪原因与犯罪对策的关系上。二者的关系常常被比喻为病因与治病的关系。[1]

一、理论产生背景
19世纪下半叶，谈论法律哲学已成为不合时尚的行为。这是因为，当以宪法为保障的政治平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经济上的稳定使这些思想对立（激进与传统、理性与信念）暂时地失去了人们的吸引力的时候，人们的兴趣一方面转向了与工业发展和经济繁荣有直接联系的物理学和生物学，另一方面则转向了经验主义的政治社会科学。哲学就这样被埋没了长达50年之久。[2]刑事古典学派以前的刑法主张都是在法律概念领域认识犯罪现象，犯罪与其说是一个社会现象，不如说是一个法律概念或哲学范畴，菲利（Enrico Ferri 1856-1929）认为，刑事古典学派的方法论是把犯罪作为法律规定的一个抽象实体进行研究。[3] 这也难怪刑事古典学派，该学派所主张的意志自由论并非绝对为真的命题，它是一种思辨方法，其方法论意蕴是要借助它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反对中世纪刑罚的专断与严厉。从社会整体（哲学本体论）来考察，自由意志论有虚假的成分，人是受到个人和社会等方面客观条件限制的；历史的发展已到了研究这些社会现象的时候，19世纪后半叶的实验哲学与人类生物学和心理学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自然研究相结合，已经创造了一种特别适合对个人及社会犯罪现象进行实际调查的学术气氛。
19世纪末西方社会出现的犯罪浪潮高涨及因此而来的刑法危机是将刑事实证学派推到前台的另一重要因素。在犯罪不断增长的现实面前，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显得苍白无力。正如菲利所指出的：在意大利，当古典派犯罪学理论发展到顶峰的时候，这个国家却存在着从未有过的数量极大的犯罪行为的不光彩状况，这确实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对比。因此，刑法阻止不住犯罪浪潮的波动。正因为如此，实证犯罪学派便与其他学科一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它建立在我们日常生活状况的基础之上。[4] 犯罪的增长说明了刑事古典学派关于刑罚心理强制学说的虚幻与失败，以往刑法制度在治理犯罪方面的无所作为便成为新学派产生的有利突破口。[5]
由此，犯罪学的研究方向，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专门从事人的素质方面、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的，这一派以龙勃罗梭的人类学研究为主，应用生理学、医学、精神学、心理学等知识来阐明犯罪的原因。与此相对应，另一派是为人的行动即环境方面、社会学方面进行研究，他们应用了社会学、统计学、教育学等方法。[6] “自从刑事古典学派、刑事人类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的深刻的片面以后，在刑法领域中不再有片面，因而也就没有了深刻。我们看到的现代刑法学派，无非是新古典学派、新人类学派、新社会防卫论。这里虽然标榜‘新’，实则是一种‘旧’：因为，已经不能再突破旧古典学派、人类学派、社会学派的藩篱。” [7]


二、其他理论的影响
（一）实证主义哲学
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 1836-1909 ）创建的犯罪学被称为实证主义犯罪学。龙勃罗梭的犯罪学理论深深的打上了实证主义的烙印。
将实证方法引入犯罪学研究始于龙勃罗梭。实证主义哲学，为法国哲学家孔德首创。在1882年孔德就提出一个重要命题：观察优于想象。一方面，它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越于感性知觉的范围，只能达到事物的现象，不可能亦无必要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主张科学的任务在于记述所谓事实，排除任何价值思辨；另一方面，由于实证主义强调并得出实证的知识，把事实、经验、感觉等作为其哲学的基本范畴，把实证作为一种方法论基础。这样，客观上就倡导了学术研究重事实、面对实际的风气和方法，有利于克服思辨哲学那种纯抽象的法学研究倾向。当然龙勃罗梭对犯罪学的研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实证主义的弊端，以为一切犯罪问题都可以通过观察与实验的方法得以解释，将复杂的犯罪问题简单化，没有进一步揭示犯罪的根源。
（二）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龙勃罗梭犯罪学的影响终其一生。
在整个社会背景下，达尔文用大量事实说明人起源于动物，人类共同祖先是猿，从根本上动摇了上帝创造人的宗教观念，使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有了正确地认识，在这种氛围下，龙勃罗梭将犯罪归因于遗传的天生犯罪人的观点才得以出笼。
在内容上简言概之为遗传和变异。遗传的核心是双亲把自己的生物特征通过基因转移给下一代，由此形成物种之间的连续性。龙勃罗梭在其早期的著作中主要是接受了这个观点，认为犯罪也是可以通过基因转移给下一代，因此存在天生犯罪人。变异强调物种间的非连续性，是指形形色色的物种通过共同起源和分歧发展，各自适应于一定生活条件，呈现各种适应现象。天生犯罪人一开始就遭到许多犯罪学家的抨击，在其弟子菲力等人的影响下，龙勃罗梭在其晚期著作中降低了天生犯罪人在总的犯罪中的比例，强调堕落对犯罪产生的影响。人之所以会犯罪不是由于基因而是由于堕落，这也是一种变异。[8]
在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科学的人类学开始形成，这门学科根据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综合地研究人类，并强调人类的差异性以及种族和文化的概念。龙勃罗梭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犯罪学的研究，因此龙勃罗梭的理论又被称为刑事人类学。

三、天生犯罪人论
（一） 前期思想
切萨雷•龙勃罗梭的犯罪原因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在早期的著述中，龙勃罗梭主要注意遗传等先天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作为一名监狱医生，他对几千名犯人作了人类学的调查，并进行了大量的尸体解剖。1870年12月，在意大利帕维亚监狱，龙勃罗梭打开了意大利著名的土匪头子维莱拉尸体的头颅，发现其头颅枕骨部位有一个明显的凹陷处，它的位置如同低等动物一样。得出结论：这种情况属于真正的蚯突（vermis）肥大，可以说是真正的正中小脑。这一发现触发了他的灵感，由此他认为，犯罪者与犯罪真相的神秘帷幕终于被揭开了，原因就在于原始人和低等动物的特征必然要在我们当代重新繁衍，从而提出了他的天生犯罪人理论。[9]天生犯罪人成为龙勃罗梭早期著作中一个核心命题。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包括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犯罪者通过许多体格和心理的异常现象区别于非犯罪人。2、犯罪人是人的变种，一种人类学类型，一种退化现象。3、犯罪人是一种返祖现象，是蜕变到低级的原始人类型。4、犯罪行为有遗传性，它从犯罪天赋中产生。[10]天生犯罪人是龙勃罗梭早期犯罪原因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龙勃罗棱对天生犯罪人的特征作了如下的描述：1、生理特征：扁平的额头，头脑突出，眉骨隆起，眼窝深陷，巨大的颌骨，颊骨同耸；齿列不齐，非常大或非常小的耳朵，头骨及脸左右不均，斜眼，指头多畸形，体毛不足等。2、精神特征：痛觉缺失，视觉敏锐；性别特征不明显；极度懒惰，没有羞耻感和怜悯心，病态的虚荣心和易被激怒；迷信，喜欢纹身，惯于用手势表达意思等。[11]
作为犯罪原因先天因素，龙勃罗梭从种族和遗传这两方面展开。关于种族和犯罪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是建立在对一些犯罪现象直观地认识基础上，没有直接的科学依据。龙勃罗梭侧重研究了遗传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从调查个案入手肯定了隔世遗传规律，还提出了天然类聚说，认为两个犯罪家庭联姻后，遗传的影响更大。龙勃罗梭在1876年《犯罪人论》一书中推出天生犯罪人论的时，认为通过对成千上万的罪犯进行观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可信的，自称是“基因的奴隶”，认为有些基因即使当时看起来是无足轻重的，而以后也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12]如何评价龙勃罗梭的这一观点呢，美国犯罪学家劳伦斯•泰勒的论断也许是公正的：“他们（早期天性学说支持者）只能依靠自己的观察做出结论，只能根据当时的科学知识状况提出理论。按现代标准衡量，那时的知识是原始的，所以那时的理论当然也只能是原始的。因此，那时许多理论虽然反映了朴素的真理，但在今天看来也不乏荒谬之处。” [13]
（二）后期思想
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一经传播，马上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当看到龙勃罗梭搜集的那些相貌不对称和有特征的罪犯画像时，法国人类学家保罗•托皮纳德尖刻地挖苦说：“这些肖像看起来与龙氏朋友们的肖像一模一样。” [14]英国犯罪学家查尔斯•巴克曼•格林（1870-1819）经过12年的工作，领导一项研究计划，根据96种特征考察了3000名以上罪犯，个人还进行了1500次观察，并作了300次其他补充观察。指出：“事实上，无论是在测量方面还是在犯罪人中是否存在身体异常方面，我们的统计都表现出与那些对守法者的类似统计有惊人的一致。我们的必然结论是，不存在犯罪人身体类型这种事情” [15]在科学验证的事实之上，戈林断言，不存在天生犯罪类型，犯罪不是由遗传而来的，他呼吁犯罪学家把心理特征，特别是智力缺陷作为犯罪行为的原因来加以研究。
意味深长的是，格林一方面批判天生犯罪人论，一方面则不自觉地接受了龙勃罗梭倡导的生物学研究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龙勃罗梭在后期的著作中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从只注重犯罪的遗传等先天因素，到把犯罪原因扩大到堕落等后天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堕落是与一定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分不开，因此，龙勃罗梭分别研究了地理与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影响，强调智力、情感、本能、习惯、下意识反应、语言、模仿力等心理因素与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宗教、环境等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的作用，天生犯罪人在罪犯总数中的比例也一再降低。在1893年出版的《犯罪：原因和救治》一书中，天生犯罪人占33%，由此形成综合的犯罪原因论。[16]
他在《犯罪：原因和救治》中指出：“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是很多的，并且往往缠结纠纷。如果不逐一加以研究，就不能对犯罪原因遽下断语。犯罪原因的这种复杂状况，是人类社会所常有的，决不能认为原因与原因之间毫无关系，更不能以其中一个原因代替所有原因。”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犯罪原因，他说：“实言之，每一现象中的真正特殊原因何在，即使是善于观察的人，亦不能下一断语。” [17]


四、结语
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时代背景的烙印，或许这可谓之历史的局限性。对一种学说不可能全盘地套用，也不可全盘地否定。虽然龙勃罗梭关于遗传决定犯罪的理论是原始的，但他能抽象的思考人类，对过去一直以理性可以自由支配意志为基础的人类观和刑法理论给予冲击性影响，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丰富的想象力。当天生犯罪人论受到批判时，能够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修正，形成犯罪原因综合论，从这点上说龙勃罗梭不愧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尽管随着研究的深入，龙勃罗梭的观点受到彻底批判，但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犯罪原因的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此，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判决，而是一种判断。而判断又离不开判断者，“只有那种由人性深处的自我意识所创造的意志，才能于不同的人际之间实现这种选择：一句名言说道，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哲学。” [18]

参考文献
[1]康树华著：《犯罪学-历史、现状、未来》，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0、149-150页
[2] [美] 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杨知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3] 菲利：《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4] 菲利：《实证派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5]宗建文 刑法法典化及其可能性——《刑法机制研究》系列论文之三http://www.iolaw.org.cn/paper15.asp
[6] [日] 西原春夫 著 顾肖荣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4年1月版 第110页
[7] 陈兴良著：《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