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教育部党组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党[2013]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党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建设高素质高校学生党员队伍，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

　　高校学生党员是学生中的骨干分子，学生党员队伍建设是高校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做好新形势下的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对于提高学生党员队伍整体素质，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长期以来，各地各高校高度重视学生党员队伍建设，认真做好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学生入党意愿持续高涨，学生党员数量逐步增长，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提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发挥，有力促进了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有的高校党组织对发展学生党员把关不严，发展党员质量需要提高；一些高校对学生党员教育培养不够系统规范，教育形式和内容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不少高校对学生党员管理服务方式方法比较单一，流动党员管理机制还不健全；个别学生入党动机不够端正，少数党员政治素养不高、组织纪律不强，等等。这些问题影响了学生党员的作用发挥，影响了学生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必须切实加以解决。

　　各地各高校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提高发展学生党员质量为核心，以加强教育培养为重点，以完善管理服务为基础，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素质优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高校学生党员队伍。

　　二、严格坚持标准，提高发展学生党员质量

　　（一）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结合高校学生特点，从思想政治、能力素质、道德品行、现实表现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学生党员具体标准，着重看发展对象是否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良好的道德品行，是否自觉为党的纲领而努力奋斗，是否在学习和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把综合素质作为发展学生党员的重要考察内容，注重把学生的一贯表现和关键时刻表现、自我评价和群众评议、学习情况和社会实践情况相结合，防止把学习成绩作为发展党员的主要条件。

　　（二）严格发展程序和纪律。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认真履行入党手续。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推荐确定、培养教育，发展对象的政治审查、公示，预备党员的接收、教育、考察、公示和转正等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程序、严格把关。采取团组织推优、党员和群众推荐等方式，在申请入党学生中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健全和落实发展对象政治审查制度，凡没有通过政治审查的，一律不能发展入党。院（系）党组织在支部大会讨论接收预备党员前，要对发展对象的条件、培养教育情况和入党手续进行全面审查。党支部在讨论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时，要在适当范围内对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的基本情况进行公示，并在支部大会上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强化发展党员工作责任追究制，上级党组织对不坚持标准、不履行程序和培养考察失职、审查把关不严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对违反规定吸收入党的，一律不予承认。

　　（三）加强发展党员工作宏观指导。按照慎重发展、均衡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对发展学生党员数量和结构进行调控，保持高校学生党员队伍适度规模。巩固本科生“低年级有党员、高年级有党支部”的格局，重视在研究生中发展党员，切实做好民办高校发展学生党员工作，注重发展优秀少数民族学生入党。高校党委要根据学生党员队伍建设现状和发展需要，研究制定发展学生党员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报上一级党委审批。高校院（系）党组织要定期向学校党委报告发展学生党员工作情况，高校党委每年就发展学生党员工作向上级党委写出报告。建立发展学生党员工作定期分析和指导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和研究解决发展党员工作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临毕业前突击发展、长期不发展、发展数量大起大落等现象。

　　三、加强教育培养，提高学生党员思想政治素质

　　（四）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坚持早教育、早发现、早培养，在高校新生中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提高学生对党的认识，引导学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把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作为发展学生党员工作的着力点，重视做好思想上入党工作。建立健全分层培养、分步衔接的入党积极分子教育体系，以校级党校和院（系）分党校为主阵地，开展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任务教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索实行党校培训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谈心谈话等相结合的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方式，帮助入党积极分子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端正入党动机。健全入党积极分子动态管理机制。在入党积极分子所在党组织发生变动时，注意做好培养教育工作的互相衔接。

　　（五）强化党员教育培训。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为重点，针对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等不同类型学生特点，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学生党员经常性学习教育体系。注重集中学习与日常教育相结合、组织学习和自我教育相结合，学生党员每年参加集体学习时间一般不少于16学时。以重大节庆日、重要活动、重要节点为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运用读书讲座、主题报告、知识竞赛、学习标兵评选等教育载体，激发学生党员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党员榜样的教育作用，通过选树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影响学生党员。

　　（六）拓宽党员教育培养途径。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组织学生党员广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引导学生党员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探索学生党员服务同学、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方式，注重教育寓于服务，服务体现教育。开展学生党员承诺践诺、志愿服务活动，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推动学雷锋活动机制化、常态化，为学生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搭建平台。

　　四、健全管理机制，增强学生党员队伍活力

　　（七）严格党内组织生活。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根据学生党员特点和需求，丰富组织生活内容，创新组织生活形式，开展开放式、互动式党内活动，进一步提高组织生活效果。坚持和完善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结合每年一次的专题组织生活会，组织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改进和完善民主评议方式，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发扬党内民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制度，定期集中开展学生党员党性分析评议活动。严肃组织生活纪律，院（系）党组织要经常检查学生党员参加组织生活情况，对无故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及时进行批评帮助。

　　（八）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理顺党员组织隶属关系，确保每个学生党员都能纳入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管理之中。对毕业生党员，已经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将党员组织关系及时转移到所在单位党组织；工作单位尚未建立党组织的，按照就近就便原则，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工作单位所在地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对在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过程中推诿扯皮、无故拒转拒接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上级党组织要批评教育，及时纠正。对伪造党员身份证明的，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九）改进流动党员管理。探索新形势下学生流动党员的有效管理方式，保证学生党员无论流动到哪里，都能纳入组织管理，参加组织生活。对外出学习、实习的学生党员，学校党组织要在其外出前进行教育并提出要求，外出期间及时向其通报党内重要情况，配合流入地党组织共同做好教育管理工作。毕业生党员其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就读学校党组织的，学校党组织要承担对其教育管理责任，党员本人要主动与学校党组织保持联系，按规定交纳党费。加强对出国（境）学生党员管理工作，完善出国（境）学生党员与党组织联系制度和组织关系管理制度。

　　（十）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对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的学生党员，按自行脱党处理，并予除名。对理想信念不坚定、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学生党员，党组织应对其进行教育，要求其限期改正；经教育仍无转变的，应当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处置不合格党员要按照稳妥、慎重的要求，做到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处理恰当、手续完备，不定比例、不下指标，认真执行规定，严格审核把关。对被劝退和除名的学生党员，党组织和有关人员要做好思想引导等工作。

　　五、完善服务机制，促进学生党员健康成长

　　（十一）关爱帮助学生党员。坚持以人为本，从政治、思想、学习和生活上关心爱护学生党员。建立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党员教师联系学生党员制度，经常进行谈心谈话，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听取意见建议。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广泛开展结对帮扶等活动，帮助解决学生党员在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十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落实学生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推进学校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求意见等制度，发挥学生党员在班级、院（系）和学校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扩大选举工作中的民主。推行学生党员旁听学校党组织会议等做法，健全党组织向党员大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评议制度，不断拓宽学生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途径。

　　六、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十三）完善工作机制。各地要高度重视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党委组织、宣传和教育工作部门要切实加强工作指导。高校党委要将这项工作列入重要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作为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和党务公开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高校党委统一领导，党委组织、学生工作等部门协同配合，院（系）党组织贯彻落实的工作机制，完善学校党委、院（系）党组织、学生党支部相互衔接的工作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十四）强化工作保障。高校党委应配备足够数量的专兼职组织员，加强教育培训，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选好配强学生党支部书记，注重从优秀辅导员和优秀学生党员中选任。加强学校党校建设，有条件的高校建立院（系）分党校。聘请在学生中有影响、有威望的党员教师、党员专家、先进模范人物、离退休老同志充实学生党员教育师资力量。高校党委书记要带头给学生党员讲党课、作形势报告。通过设立党建专项经费、党费补助等方式，保障工作正常开展。为学生党员开展活动提供必要场所，建立多种形式的学生党员实践服务基地。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媒手段，建好用好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网络平台。

　　（十五）推动工作创新。通过召开工作经验交流会、座谈研讨会等方式，及时总结推广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针对学生党员队伍建设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新思路新举措，加大工作创新力度。重视和加强对工作全局性、前瞻性、规律性问题的研究，推进工作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高校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教育部党组

2013年7月2日



人权问题的国际法思考
试论人权的性质

胡宁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权是指各国国内法规定的本国公民个人享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人权问题基本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也表现在人权的概念上，传统的资产阶级人权概念，比较强调个人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利。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均在第一条规定：“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联合国于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上述规定,包括个人人权、集体人权，不仅指政治权利，而且包括国家和民族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大大发展了人权的概念。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所利用，成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的工具，这是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的。笔者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国际法属性。内国的人权保护是由国家制定法律，通过各机关的执行来实现的。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
一、人权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一）人权概念的产生。人权概念是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首先，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提出了“人权”的概念。他认为，自然法的基础是自然理性，人拥有一种自然的权利，是不能废除的。他主张人的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并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人的普遍权利”和“人权”的概念。其后，荷兰的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ieu，1689-1775)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都进一步提出和阐述了“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卢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认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1、人权规范的出现。人权规范最早产生于国内法，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权利法案》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载有人权规定的法律文件，也是西方国家人权立法的初步形态，它确立了以法律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定了“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被马克思誉为“第一个人权宣言”。法国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通过后，成为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一部法国宪法的序言，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权原则，该宣言又被称为“第一部人权法典。”
2、国际法上人权规范的出现。一般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由于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严重违反人权的情形，人权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严重关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和规定。如1926年国际联盟主持制定的《禁奴公约》和1930年的《禁止强迫劳动公约》等等，都是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但是，当时的人权概念并没有形成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而且，从总体上讲，人权的国际保护还仅限于人权的个别领域，并带有非经常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残酷屠杀人民的暴行，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人权问题才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人权的基本内容。人权一般可分为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两部分。集体人权应包括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个人人权包括生存权、平等权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和自由。
1、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确认“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尊崇之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及自决权之原则，各民族一律有权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外界之干涉”。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依照宪章的规定，通过行动来促进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权的实现。它是实现和享有其他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础和前提。
2、发展权作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已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和接受。发展权作为人权的内容首先是由阿尔及利亚于1969年《不发达国家发展权利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历届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一再确认这一点。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发展权利宣言》再次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权也是基本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人类发展、进步和繁荣的基本保障。
3、生存权被称为第一人权或者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都无从谈起。生命权是生存权的自然基础，《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七条规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之处遇或惩罚。非经本人自愿同意，尤其不得对任何人做医学或科学实验。”平等权应包括法律上的平等、种族平等、男女平等。
4、《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都对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与自由予以高度重视，凡属公民均应有权利“直接或经自由选择之代表参与政事”，“在真正、定期之选举中投票及被选”，“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人人有权享受公平与良好之工作条件”，实行同工同酬，并享有社会保障。同时有权为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也有权享有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任何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
二、人权的国内法属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人权问题完全属于国内法，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是由人权的特点所决定的。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这是人权最主要的属性。当然，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别国的主权，不能违背国际法关于人权的一般强制性规则，实现人权的过程也是国家主权行为的体现。
（一）实施人权的首要责任在于国家。所以，要有效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制度与方法就不得不考虑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行为规范和价值。国际社会不应当谋求把这些仅适合于某些国家的标准和制度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或对它们施加这种影响。然而，任何国家都不应当利用主权来否定其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内部管辖事项。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权问题说到底是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的事，我们坚决反对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9月12日)《联合国宪章》在规定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宗旨的同时，明确规定各国必须遵循主权平等和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项等原则。每个国家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有权确立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选择本国人权的发展模式，确定人权的具体内容和先后顺序，实施人权的保护措施等，这一系列国家行为都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否则，就是干涉内政。
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或破坏，国家的独立不复存在，国家的人权必然得不到保障。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存权都难以保障，其他方面的人权更无从谈及。因此，主权国家是保护人权的主体，人权的国际保护主要是通过各国的国内立法来实施。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人权问题，解决这些人权问题是每个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各国的人权状况和人权观受其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条件的限制，因而各国保护人权的措施和步骤也不可能一样，不能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权标准来简单地裁判和衡量别国的人权状况。
(二)人权在内容上存在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矛盾。法定权利是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统治阶级根据所处的地位，结合本国具体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内将自己所认可的应有权利法律化的结果。应有权利是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标，当某种权利得到实现，转变为法定权利后，又有新的应有权利产生，等待着人类为之奋斗。人权内容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由于各国的发达程度相异，某种权利在一个国家是法定权利，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应有权利，若要硬行将其规定为法定权利，也不可能成为实有法定权利。
（三）各国对人权的保障措施。鉴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在国际上制定一个统一的人权标准是不现实的，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由各国法律自行确定本国人权的法定权利，人权的实现才有保障。人权问题，或者说人权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国内法的问题，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自决的权利，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权自行决定包括人权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他国无权干涉。属于国内法方面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这部分人权在进入国际法领域之前，都由主权国家根据其意志自由决定，其他国家有义务予以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责任使这一内政不遭侵犯。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该条款表明，国际社会公认国际法上存在强行法；而且，参照该条款，国家主权原则显然具有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强行法的各种条件和特点：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公认为不许损抑，只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原则产生，始得更改。
应当指出，国家在运用主权保护人权时，主权也应当受国际法的限制。《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所规定的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其本身也包含了宪章对各会员国行使主权的限制。国家主权是相互的，称为“相互尊重主权”。一方面，国家享有独立地处理国内和国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另一方面，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应当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不得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别国内政。任何国家以保护国际人权为借口，公然入侵别国或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其行为本身就是破坏国家主权，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国家主权原则从其形成之时起就是有限制的。片面地将国家主权绝对化，将会导致各国无视国际法的存在，自行其是，使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处于无序状态。
三、人权的国际法属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但仅限于少数几个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法西斯侵略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人权惨遭践踏，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首先在《联合国宪章》上，序言庄严宣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这是战后第一个关于人权的专门性国际文件。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和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人权问题的宣言、决议和公约。内容涉及人权问题的各个方面。从而使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人权又不是纯属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的发展和演变使人权具有国际性，人权受国际法的保护，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国际人权法也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应当承担其国际人权法的义务，这就是人权的国际性。
（一）人权的国际法属性的特征。其主要表现为：世界上包括主要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具有普遍约束力，构成造法性条约，所有国家都应遵守。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规定违反了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或者一个国家的侵权行为直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结果，从而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则应由有关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一般说来，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奴隶制及类似的制度与习俗等，就属于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内容，它们已超出了国内法的规定而成为国际法的问题，无论是否符合一国国内法规定，都是对国际法的破坏，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国际法的制裁。最近在新闻媒体上披露出来的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就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
（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对各国制定法律约束。人权的国际法属性要求有关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国内法和国内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国际上已经被国际条约所规定并获得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不得与之相抵触。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遵守业已被各国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若以国内法为借口拒不履行，则构成对国际法的破坏，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有权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不属于干涉内政的范畴。如1973年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规定，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形式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对犯有种族隔离罪行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公约缔约国有义务禁止，并制止和惩办犯有这种罪行的人。
四、人权保护的二重性
（一）人权的保护主体是国家。人权和人权保护任何时候均离不开国家。国家不仅直接制定国内人权法，国家还参与制定国际人权法，而且，国家还承担着将国际人权法转化为国内法的义务。首先，国内人权法是由国家直接制定并由国家保证其实施的，国内人权的实现，是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结果。其次，国际人权法同样也是由国家集体参与制定，并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保证其得以实现，国际人权条约，是国家以协议的方式制定的，人权条约规定的国际人权和人权的国际保护是国家之间通过国际合作履行国际法义务的结果。再次，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必须经过国家将其转化为国内立法，并保证在国内得以贯彻和实现。因此，没有主权国家的参与，任何个人和集体或民族均不可能直接享受到国际人权的保护。
（二）人权及其人权的国际保护是各国自觉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它与国际法上的其它义务一样，是主权国家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作为行为规范的。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公约，是人权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间相互承担这些条约的义务，是实现人权国际保护的基本方式。
1、国家要保护人权，就不能没有主权。人权的二重性原则，必须坚持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整个欧洲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德国法西斯大肆杀害和虐待无辜平民，人民的基本人权包括生命和健康根本得不到保障。在国家主权被侵犯的情形下，国家对人权的保护根本无法实现。“如果失去了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并且从根本上失去了人权。”(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人民日报》1990年5月4日)这是对我国近代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失去了国家主权，“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公然立在我国领土的公园门口，有何民族尊严和个人人权可言?
综上所述，只有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国际人权才得以遵守和实施；也只有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国内人权也才能得以保障。因此，人权及其保护，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范围。一个国家对内没有主权，对外不能独立，就不可能对本国公民加以保护，本国的公民也不能真正地享有人权。
2、人权保护的法律主要是国内法。人权具有二重性，除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和人权领域国际习惯赋予的义务外，人权保护就主要是国内法的问题，只能由国家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措施加以保护才能实现。人权是相对的、具体的，任何权利在法律保护的同时，又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不同，导致各国在人权观念上存在分歧，考察一国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该国的历史，更不能脱离该国的国情。
3、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引伸出来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必然要求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1970年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明确规定：“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也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在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灭绝种族、种族歧视、种族隔离、贩卖奴隶、暴力劫持人质、采取不人道手段大规模制造、驱赶和迫害难民等，是公认的应予禁止的国际犯罪，国家或国际组织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是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不能认为是干涉他国内政。有关国家不得借口“内政”而排除人权的国际法属性，逃避因严重侵害人权的罪行而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但是，除以上严重的人权犯罪之外，真正的人权保护还主要取决于国内因素和条件，取决于一国所制定的法律和所推行的政策。人权保护的主要方面属于一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西方某些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这实质上是强权政治的具体表现，既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目的和宗旨，更不符合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三）人权的国际保护。
1、人权的国际保护应当按照《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的公约，是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
2、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防止与惩治。人权的国际保护应当按照《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的公约，是人权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每一个人权宣言或公约在确认各种权利与自由时，几乎都有专门条款规定人权机构的设置，以及国际人权保护的实施制度。
（1）直接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置的有人权委员会。主要负责进行专题研究、拟具建议和起草与人权有关的国际文书，调查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和处理与这种侵犯有关的来文，协助经社理事会协调联合国系统内人权的活动。根据国际人权公约而设立的各种人权机构。此类机构主要是监督条约的实施。还有的是根据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决议或授权而成立的专职人权机构。
（2）国际人权保护的实施制度。多数条约都规定了报告和审查制度。规定各缔约国将其履行条约情况向有关机构提交报告的义务，有关机构有权对各缔约国提交的报告进行审查。处理缔约国来文及和解制度。
3、应反对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人权是相对的、具体的，要有效地保障和促进整个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应该尊重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特点，增进相互理解，求同存异，以正常的国际合作代替冷战。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所谓“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罪行时，该国的人权就高于其主权，甚至可以牺牲该国的主权，而允许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对该国进行干涉。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实质，“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成了西方国家破坏他国主权和干涉别国内政的理论根据。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貌似尊重人权，其实质是借人权否定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干涉他国内政。
我国从来都赞赏和支持联合国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努力，一贯尊重并保护基本人权。我国的人权保护已经制度化、法制化，我国的人权立法从实际出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将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条约转化为国内法上个人能直接享受到的权利，并通过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保证实施，使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的内容能在我国国内最终得以实现。我国加强了对人权工作的监督、检查，侵权行为要受到制裁和赔偿，我国还在不断普及人权知识，提高人权意识，使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保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将会日益扩大，人权状况将会不断改善。现阶段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我们的首要人权，没有生存的权利还谈何其他的权利，谈何人权，而发展是为了能更好地生存。生存权是人的其他任何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生存权和以往任何社会的生存权完全不同，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讲的生存权是指全体劳动人民生存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或者某阶层人的生存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进行考察，可以说人权观念似乎不是从生存权开始的。在历史上，“统治阶级”曾长期把我们同类中的某些人视为“会说话的牲口”，如古时奴隶制、封建农奴制等皆是如此。“统治阶级”为了让奴隶、农奴好好地干活，一般也重视他们的生存，但谁也不敢说他们因此就享有了人权。因为“统治阶级”并不承认他们。只有当国家施行法律开始承认尊重他们时，才开始有了“人权”的观念或概念。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联合国人权讲坛作为进行冷战的场所，将人权作为推行强权政治的手段，干涉基本上属于他国国内管辖的事务。他们割裂人权概念，奉行双重标准，片面强调某些人权，有意忽略某些重要的人权，在强调人权的国际保护时，主要偏重于基本上属于各国国内管辖的某些个人人权，不顾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而对目前亟待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保护的基本人权，如民族自决权、生存权、发展权等，则有意回避，并多次袒护和纵容一些为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人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各国的人权状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时又都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权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改善，因而每一个国家都有进一步提高人民享有人权程度的任务。某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美化自己，攻击别人，不顾国际公约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只以自己的好恶作为人权标准。国际社会的这些不正常现象，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人权领域中正常的国际合作，阻碍了全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

参考文献

端木正：《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4月 第335—352页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参考资料/国际人权文件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
徐崇温：“人权与主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2年第6期